近日，工商总局发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其中第二条提到“金融消费者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营利为目的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不适用本条例。”这项有关“适用对象”的界定，被认为是“职业打假人”将不再受消法保护。

　　谁来补留下的“空档”？

　　近年来，“知假买假”成为某些人敲诈勒索、敛财暴富的手段，正如“打假第一人”王海所言，“与正义无关”。新修订的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对“职业打假人”说不，当属法治社会的应有状态。

　　“职业打假”缘何能大行其道，甚至成为依法维权打假的诉讼主体？一是监管部门的履职缺位。一些地方，作为市场监管主体和贩假售劣克星的工商管理部门，并没有完全尽到为消费者把关的责任，常常处于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的被动状态；二是消费者维权能力不足。鉴于权益保护意识的缺乏和对诉讼维权的成本考量，多数消费者并没有宁可“打一元官司”也要伸张正义的勇气和韧劲，而是采取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三是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缺失。眼下，如果不是消费个体的愤然举报，鲜见由消委会发起的公益性诉讼。

　　“知假买假”的根本诱因在于市场有假而监管不力。如果“职业打假”退出消费保护行列，监管部门就应主动担负起“职业打假人”的角色，这既是其净化商品市场、维持经营秩序的职责所系，更是顺应民众诉求、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必然要求。（张玉胜）

　　“职业打假”该有一席之地

　　对“职业打假”，见仁见智。争议大多在于其获利是否“道德”，以及司法资源疑似被大量耗费。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职业打假人获得暴利所承担的道德风险，是法律要关心的事情吗？道德的归道德，法律的归法律，既然赋予消费者惩罚性赔偿权，那么靠此“发家致富”有何不可？再说，这些人也付出了时间成本、专业成本、诉讼成本等。第二，司法资源被靡费是个伪命题。先有千疮百孔的市场，后有打假行为。禁绝了“职业打假”，问题产品不还是一样存在？只不过，少了一堆看得见的投诉和诉状罢了。

　　让“职业打假”出局，眼下还不是时候。首先，消费者权益保护远未到无需职业打假代偿公共责任的时候。其次，消费市场远没有干净到无需职业打假出力的地步。况且，“假冒伪劣”大都属于民法调整范畴，而民法调整特点则是民不告则法不究。这个时候，门槛略高、成本略高的维权“天花板”就成了假货之庇荫。

　　对于“职业打假”，适度规范而不是轻率“放逐”，可能更契合法律关系调整之本心，所以，新修订的实施条例当容得下“职业打假”。（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