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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韩关系的症结不仅在于这些解决难度极大的悬案,更在于积重难返的“信任赤字”。两国所面临的可能不是短暂的风波,而是长期的困局。
2019年岁末,日韩关系出现转暖迹象。韩国暂缓执行终止《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决定,双方就出口管制问题启动谈判,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实现了时隔15个月后的首次领导人会晤。
但是,造成日韩矛盾激化的几个核心问题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2020年的日韩关系恐仍难走出“雷区”。
首先是作为日韩矛盾导火索的“强征劳工”问题。
在2019年12月24日的会晤中,日韩首脑将会谈时间的三分之一(约15分钟)用在了“强征劳工”问题上,但除了确认彼此立场之外别无进展。
韩方主张在尊重韩最高法院判决的基础上由两国共同承担对“强制征用受害者”的赔偿。韩国国会议长文喜相力推的“1+1+α”方案(日韩企业共同出资和两国国民自愿捐献设立财团,由财团赔偿“强制征用受害者”)正是基于这一原则。
而日方坚持主张所谓对韩赔偿问题早在1965年的《韩日请求权协定》中得到完全解决,韩最高法院的判决违反了国际法,因此日方不应承担任何经济代价和道义责任。
2020年春,根据韩最高法院判决被扣押的涉案日企资产将进入拍卖环节,如在此之前无法就解决方案达成一致,两国关系必然再起风波。
其次是出口管制和军事情报保护协定问题。
日本对出口韩国的半导体材料实施管制,实际原因就是韩最高法院的“强征劳工”判决。而韩国终止军事情报保护协定,针对的则是日本的出口管制。三者之间因果相扣,如果作为问题源头的“强征劳工”问题得不到解决,后两个问题的解决也将举步维艰。
日韩两国于2019年12月中旬重启针对出口管理问题的政策对话,但双方围绕解决问题的“时间表”持有完全不同的理解,韩方认为应在“数月”之内解除对韩出口管制,而日方则认为解决该问题需要“数年”时间。
显然,日方仍想通过出口管制问题制衡“强征劳工”问题。而如果在出口管制问题上不能如愿,韩国可能再次打出“军情协定”这张牌,对日施压。
最后,“慰安妇”问题和“旭日旗”问题可能再起波澜。
2019年12月27日,韩国宪法裁判所做出裁决,认定朴槿惠政府时期签署的《韩日慰安妇协定》并不涉及违宪问题,暂时避免了该问题再次点燃日韩矛盾。然而,自“和解·治愈财团”解散之后,该协定事实上已名存实亡,围绕“慰安妇”问题的矛盾随时可能再度爆发。
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是日本拟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上使用“旭日旗”。
文在寅在1月14日的新年记者会上指出“韩方也将为东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而努力”,被日本媒体解读为“将东京奥运会作为改善两国关系的契机”。但如果“旭日旗”问题无法得到妥善解决,这一契机可能会变成另一个“爆点”。
应该看到,日韩关系的症结不仅在于这些解决难度极大的悬案,更在于积重难返的“信任赤字”。经历此番风波之后,韩国人进一步将日本视为不愿承认殖民统治非法性的不道义国家,日本则进一步将韩国视为不遵守国际条约的失信国家。
关于日韩关系改善的前景,日本民众也持悲观态度。NHK的舆论调查显示,67%的日本民众认为即便在实现首脑会晤后,两国关系也不会改善,仅有17%的受访者认为两国关系会得到改善。
这些迹象表明,日韩关系所面临的可能不是短暂的风波,而是长期的困局。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