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案例，都是关于创新的。一个是改变世界能源格局的页岩气革命，似乎是美国私人企业自发创新的成果。不过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早在1976年，美国矿产局就启动了页岩气技术攻关项目，投入数十亿美元资助相关研究，这才使得页岩气革命有了可能。还有一时风光无二的特斯拉，可谓是创新创业的一个代表作。可是如果没有2009年从美国能源部获得的4.65亿美元担保贷款，马斯克能笑到今天吗？

　　还有很多类似的故事，足以证明政府不仅不是创新的梗阻，还是社会创新的推动者和倡导者，甚至敢于承担企业不愿冒的风险。这也使今天很多主流技术应用成为可能，比如互联网、触屏手机、清洁能源等等。在急功近利的投资逐利环境中，那些回报周期在三年以上的项目，可能都无法找到投资人，而真正的创新却往往需要几十年时间。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来思考政府扶持创新的体制机制，就能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传统的政府主导“分钱分物”模式，采取的是定向拨款的静态支持，要求预算与实际开支十分精确，并能精准预测项目效果，这在现代技术革新的跳跃式频率中，实际上是不可能达成的目标。其结果是，只能编制出一些其他指标，来满足静态的体制要求，比如专利数目、发表论文数量。数据显示，上海规模以上企业发表的科研论文中，80%来自本地企业研发机构，技术实力更强的外资企业却只占20%。原因很简单，论文就是成果，是对政府拨款的交代，至于产生了多少市场效益，就不好细究了。

　　另一方面，政府拨款也囿于“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要求，往往只能局限在少数有把握、风险小的领域，错失了很多有潜力的好项目。“分钱分物”的模式不仅效率低下，还在分配与使用环节上存在较高的道德风险。正因如此，“分钱分物和政府审批评定的老体制、老思维、老办法，没有出路、没有希望，也是推不下去的。”

　　如果说“分钱分物”是一种越位或错位，让政府承担了本该由市场决定的创新评价责任，那么在创新链条中政府的“缺位”，同样需要体制机制的改革。

　　可能的“缺位”之一，是营造创新氛围、制定明确的规则和公平竞争环境。这不只是要求政府大力发展教育和培训高素质的劳动力，更包括小到宽带提速、市场“打假”，大到法治环境建设等基础设施供应。

　　可能的“缺位”之二，是及时干预市场失灵，比如企业不感兴趣的环境治理，没有市场潜力的药物开发等等。打车软件，不考虑用不来手机的老人需求，政府就应该及时补充，维护创新与公平的平衡。政府资助那些被市场忽略的技术时，要提供明确的政策信号，让企业家来做具体工作。

　　可能的“缺位”之三，是富有远见地校准创新方向，以应对各种紧迫的社会挑战。政府与风险投资的本质区别在于，对投资回报的侧重点不同。创新带来的经济收益始终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是对社会发展的推动，比如新产业能从旧产业吸收多少就业人数？因此，提出重大创新战略，编制产业规划，这仍然是政府当仁不让的职责。当然，政府要避免亲自“下场做运动员”，而是要通过“前拉后推”对企业进行引导。

　　放弃“分钱分物”后，如何用好手中资源，就应当围绕以上三个方向，采取更为积极和果断的方式，以补位来纠正过去的越位和错位。政府要致力于搭建前瞻性的公共平台，鼓励各个层级的政企合作与互动，寻求多样化的扶持创新组合，分散风险，突出激励。例如，改政府拨款为股权投资，以投资回报形成公共创新基金池，以期权激励吸纳专业人才参与政府创新智库等等，这对于任何一个有志于创新驱动的社会，不应该仅仅是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