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陪审员制度转身，当务之急、重中之重在于做“加法”——增加法律供给。

　　提高陪审员“陪审自信”，发挥人民陪审员制度效能，要有针对性地强化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法律地位，并使之成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近日印发《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就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作出部署，着力通过改革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推进司法民主。《方案》提出，探索人民陪审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不再对法律适用问题进行表决。（4月26日《光明日报》）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指出：“实行陪审制度，就可以把人民本身，或者至少把一部分公民提升到法官的地位。”把“人民本身”或“一部分公民”提到法官的地位，陪审制度的价值取向至少包括：体现人民的主体地位，实现司法的民主性；以普通公众的价值观弥补法官社会经验不足及僵化职业思维；打破法官对法律的专权，克服法官对案件的垄断；实现司法与社会互动，使司法更接近社会，社会更接近司法；缓解司法资源不足等等。

　　陪审制度发展至今，形成两大流派：陪审团制度、参审制。区别在于，陪审团制度实行“事实审”与“法律审”相分离；参审制则由陪审员与法官共同组成合议庭，全程参与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作出认定和裁决，我国基本属于后者。公允地说，两种制度各有优劣，关键在于扬长避短。参审制职能链条长、职责较分散，对陪审员素质要求较高，一旦某些环节跟不上，就容易出现“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现象，导致制度鸡肋化、空壳化，成为一种附庸，有违设计初衷。

　　职能泛化导致责任分化，有限责任提升履约能力。《方案》将人民陪审员功能聚集于“事实审”，撇下“法律审”，做“减法”乃务实之举，增拓绩效之举。作为江苏省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之一、试水“事实审”与“法律审”两分离的无锡南长法院的一个司法实践很有说服力：一对夫妇多次售卖假烟，因涉案金额较大而被公诉。在涉案金额计算上，检方以50~70多元/盒计算，而陪审员发现其实际销售价仅为每盒30元左右，因而提出不同看法，法院最终采纳了陪审员意见。

　　“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人民陪审员制度作为一种司法民主制度，一种基本的审判制度，也是一种“公器”，其改革关乎社会公平与正义，当审慎从事。人民陪审员制度转身，议题宏大，困难很多，宏观与微观、主观与客观、存量与增量，皆有进取空间，难以一一赘论。当务之急、重中之重在于做“加法”——增加法律供给。审视制度台柱，首先缺了大梁。虽然三大诉讼法对人民陪审员制度作了一定的规定，但缺少宪法依据，势必影响制度功能发挥，导致制度不受重视。其次，法律支架纤弱。依靠《法院组织法》及三大诉讼法中粗糙的、笼统的规定，难以满足人民陪审员制度正常发育、健康成长所需的“法律营养”。

　　一位陪审员说，“法官每次问，我都说我同意”。正是因为法律模棱两可的规定，给法院和法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陪审员的权利有时被漠视。提高陪审员“陪审自信”，发挥人民陪审员制度效能，要有针对性地强化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法律地位，并使之成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勾勒出法律线条、框图，再填充、完善各种“色块”，拼成绚丽的制度“图画”。让人民群众在不断提升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公信度和司法公信力中，感受到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