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业余时间，福建省福清市司法局原局长黄政耀为人翻译公证文件挣翻译费。但因其司法局局长的身份，检方指控黄的这一行为属贪污及私分国有资产，案件经12年审理，法院一审对其判刑11年，黄政耀不服提起上诉，去年10月15日，案件二审开庭。

　　5月18日上午11时30分，福州中院对此案作出二审判决，法院认为黄政耀行为不构成贪污罪，故撤销一审判决，黄政耀当庭无罪释放。（5月18日《法制晚报》）

　　从新闻来看，翻译服务费的金额很少，20块翻译一次，其中近12块还都给了一起帮忙的公证处工作人员，可谓价格公道。而从工作情况来看，这活儿完全是按着劳动成果支付报酬，多干多得、少干少得，也谈不上占人家便宜。再就是，翻译作为黄政耀的专业技能，如何又能算是国有资产，并据此认定其私分国有资产？

　　诸如上述指向黄政耀罪名的诘问，本该在当年的调查中就有一个答案，然而却不知为何，当初的相关办案人员却仿佛没有察觉这些疑点。

　　黄政耀的“无罪释放”打开了还原兼职翻译案始末的真相之门，再度向公众重申了有关错案追责的重要法治命题。当地更高层面的司法机构应循“内蒙古呼格案”复查轨迹，追究当年办案人员的法律责任，并真正从此事中汲取经验教训。

　　法律的天平靠制度建设维护比单靠法官个体更有力量，12年间，黄政耀“经历了2次开庭审理、4次拘捕、4次取保候审”，但最终能够迎来一个公平的判决是基于大环境的法治进步。诸如法官判案终身负责制等细则的贯彻，让案件判决有迹可循等，均明显强化了法官的办案责任。以此而言，黄政耀案唯一正面价值，即是启示我们必须以制度建设捍卫好“依法办案”原则，警惕司法公器的失衡误伤善良的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