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反腐败斗争自1989年以来不断取得新成效，但离中央要求和人民群众期待还有差距。当前的突出问题在于:一是“污染源”分布面积扩大;二是期权化，采用高薪任职、约定股权等隐蔽的间接兑现形式;三是巨额化，已出现多起上亿元贪污受贿案件;四是国际化，国内犯罪、国外洗钱，内外勾连和“裸官”腐败现象突出;五是高官化，腐败涉及的层级前所未有，个别案件骇人听闻，以往监督方式难以为继;六是最为可怕的潜规则化，腐败成了少数既得利益者的生活方式，奢侈糜烂和鲜廉寡耻的案例随处可见。

　　笔者认为，当前腐败态势与转型期的背景紧密相连。权力从失范走向有序，唯有法治才能解决腐败问题。法治建设将使中国政治生活的规则发生深刻的变化，将改变权力运行的失序状态。习近平提出的法治思维是新时期指导我们工作的核心理论，这是全党集体智慧的成果。我们必须按照法治的思维和内在要求科学配置权力，确保权力在法治轨道上有序运行，得到有效监督制约。

　　一要以法治思维科学配置权力。法治的价值在于治权，一切权力按照决策、执行、监督的机制构造，乃是法治的基本原理。防治腐败既要管好权力的运行，更要从源头管好权力的配置。执政党确定大政方针，国家机构贯彻实施，人民群众监督实效，同样是决策、执行、监督的关系。国家机构要以科学配置权力为主线，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推进大部制改革。一切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内部也应按照法治思维形成分权制约机制，加强对权力的程序制约，形成权力结构配置标准，有效防控权力行使方面存在的廉政风险。加强对主要领导的权力制约，制定合理限权、规范用权的具体措施，贯彻落实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制度。涉及行政审批、行政处罚、司法、政府投资项目、公共资源交易、财政专项资金管理等领域的单位和部门，要重点加强分权制约机制建设。

　　二要以法治机制监控权力运行。法治的关键在于依法执政，依法执政的重点则是规范、依法用权。深入推进依法行政是建设法治政府的中心环节，也是反腐倡廉建设的关键。权力的行使过程必须法治化，健全党政议事规则，细化决策事项的内容、标准和程序，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建立决策、执行、反馈的完整流程，编制职权目录和权力运行流程图，逐项列出权力行使的依据、界限、程序和责任，规范审批权和现场即决权的行使，确保过程公开透明，有效监控。引进网络问政，坚持依法问责，通过必要事项全面公开，为全方位监督创造条件。

　　三要以法治文化创建诚信环境。诚信是构建法治国家的精神基石，公务诚信的起点在于对法律的规范忠诚，以坚定的法律信念为前提并在其支配下把法律规范自觉作为行为准则。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树立法的信仰，依赖于法的定型化和法的稳定性，而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对法的形式合理性的认同。如果放弃了对法的形式的合理性认同，判断便失去准据，信仰也就无所依归。法治观念应当建立在个人内心自觉认同的基础之上，不腐败不只是迫于对惩治腐败的恐惧，而且是出于内在的责任感，出于对个人人格的自我尊重和自我完善。必须通过法治文化建设培养法律信仰，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把他律变成自律，把外在的强制变成内在的自觉。

　　四要以法治方式惩防职务犯罪。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营造“零容忍”声势，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严密刑事法网，昭示反腐败坚定意志，使一切腐败尝试成为“高风险的作业”。依法运用科技侦查手段，提高对隐蔽性智能型腐败的查办水平，建立起犯罪与刑罚的必然联系，破除违法违纪的侥幸心理。坚持依法反腐，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理案件，依法保障人权，杜绝刑讯逼供、违法取证和其他破坏法纪的行为。要在强化纪检监察机关反腐败的组织协调作用的同时，从法律上、制度上理顺纪检监察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工作关系，明确各职能主体的职责，增强惩治腐败的威慑效能。抓住易发腐败案件的重点领域与关键环节，通过办案研究发案规律，通过个案研究类案特点，注重案后归纳总结，从中挖掘腐败案件多发易发的体制原因和机制漏洞，及时提出具有全局意义的防范对策。

　　五要推进民主，筑牢法治的政治基础。舍制度和民主之外，反腐无解。没有民主不会有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先秦法治与现代法治的本质区别，就是在于欠缺民主。社会主义法治就是法制加民主，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才是执政合法性的基础。要通过共产党的民主执政来维护政治合法性，不断提高中国共产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能否坚持民主执政，是衡量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试金石，也是跳出黄炎培所说的“历史周期律”的要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