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公安部、民政部近日在上海共同召开境外非政府组织（NGO）座谈会。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当场表示，中国政府高度赞赏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积极作用，欢迎和支持境外非政府组织来华开展友好交流与合作，将进一步做好境外非政府组织服务管理工作，努力提供更多的便利和服务、更好的环境和保障。

　　此前，备受关注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二审稿已在上月结束意见征集，其正式推行指日可待。根据草案二审稿，境外NGO 在中国境内依法开展活动将受法律保护。面对一些国家关于“开放收紧”的疑虑，全国人大方面和法学专家亦明确表示，制定此法恰恰是中国加强法治的重要步骤，而“于法有据”实质上会为境外NGO营造出更开放的环境。

　　无论是座谈会本身罕见的规格，还是相关方面的最新表态，都释放出中国针对非政府组织问题更为积极、开放、包容的信号。相当程度上，这也是对NGO话题一次至关重要的“脱敏”——曾几何时，NGO一度是令不少官员“谈虎色变”的名词；在一些地方，包括境外NGO在内各类社会组织长期被主流社会治理体系拒之门外。

　　然而，社会发展的车轮毕竟滚滚向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中国内地开展活动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已有六七千家，境内的民间社会组织数量就更为庞大。对今天的社会治理而言，这股“体制外”的力量已经既成事实，若再一味地漠视和排挤只能自当鸵鸟。而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治理格局和不断激增的社会需求，传统政府力量日显捉襟见肘、社会潜能却远未充分开掘。这样的现实下，善待和善用“体制外”力量更是一条必由之路。

　　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均将“社会协同”列为社会管理体系的一环；十八届三中全会进而明确要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其内容包括加快实施政社分开、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同行政机关脱钩、改革社会组织登记制度等，也包括“加强对社会组织和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引导它们依法开展活动”。“将该交给市场的交给市场、该交给社会的交给社会”，被视作全面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核心精神。显然，让包括境外NGO 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已经在宏观层面获得了许诺。但从抽象的制度到具体的现实，还有赖于方方面面的进一步自觉。

　　这种自觉，既是行动自觉，也是思想自觉。对各级政府和官员而言，是否为各类社会组织创造出一个开放公平的环境，又是否确保其在社会治理中依法有序发挥作用，考验的是一种现代治理能力。要支撑起这种能力，首先就需要充分的自信——对制度的自信、道路的自信，以及面对改革挑战时的自信。

　　很多时候，改革推行困难，是源自自信的缺乏。在一些地方，有的官员在NGO问题上不由分说地“谈虎色变”，乃至将一切社会组织都视作挑战现有格局的“豺狼虎豹”，未必基于实证分析和理性判断。与其说他们惧怕“NGO”们的冲击，不如说是惧怕原先持有的那套工作模式和利益格局被打破、惧怕因自身准备不足而造成难以收场。但显然，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需求下，一味的惧怕非但不可能带来长进，反倒会制造出许多本不该有的对立面。一旦因此错失改革机遇，谁才是改革阻力、谁带来“敏感问题”，就要两说了。

　　在这个意义上，此番针对境外NGO的开放表态，其重要性和启示性都超出了“NGO问题”本身。境外NGO当然存在良莠不齐，也不是没有潜在风险。但只要在遵守中国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开展交流合作，其总体上是创新社会治理、推动社会发展可以借助的外部力量。如果我们拥有充分的自信，并基于自信来不断完善相关制度，提升解决问题、扬长避短的能力，看似敏感的难题就未必那么难解。NGO问题如此，社会治理乃至改革发展的各个领域，也都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