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月1日开始，北京将试点律师出庭统一着装、佩戴律师出庭徽章。早在2003年开始施行的《律师出庭服装使用管理办法》便明文规定，律师担任辩护人、代理人参加法庭审理，必须身穿律师出庭服装。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规定几乎成为“僵尸条款”。目前，北京律师协会已经下发相关通知，律师出庭身穿律师袍将成为“硬性规定”。（《北京青年报》8月4日）

　　在我们平常所看到的香港影视剧中，律师出庭着袍、戴假发让人印象深刻。如今，北京律协一纸“硬性规定”，能否让律师出庭着袍成为一种常态，还有待实践来检验。

　　在我国，律师和法官、检察官一样，都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部分，且都有各自的职业化标识。对此，公众熟知的有法槌、法徽、法官袍、法官服以及检察服、检察徽章等。而与此相匹配的律师袍和律师徽章，因为律师穿戴少，公众见得就更少，认知度明显不高。

　　规定律师出庭着袍，看似只是一个形式，但承载的意义重大。它标志着律师职业的相对独立性，能够提升律师职业形象，提高律师的责任感，也有利于维护法庭的尊严。尤其在刑事案件庭审中，律师着袍出庭，更能彰显控辩双方的平等性。但律师出庭不愿着袍，并非对自己职业的不尊重、不认同，关键在于律师袍“水土不服”。作为一个舶来品，律师袍起源于欧洲，由欧洲体现上流社会身份的长袍发展而来。在英国，律师袍是身份的象征，不但出庭时穿，还可在庆典等重要场合穿。尽管长袍在我国曾延续了几千年，但基本与身份无关，而且自近代以来，长袍除了在宗教领域得以沿袭外，基本退出了普通人群的生活领域，早已不适合人们的日常着装要求。

　　因此，律师不愿着袍在外行走，只得到法院再进行换装，如何携带、到哪更换就成了现实问题。而且，根据现有规定，若着律师袍，里面必须穿衬衫才能打领带，更何况毛料袍子夏天穿着还不舒服，在海南等全年气候偏高的地方更是如此。诸多不便与不适，使得大多数律师消极对待出庭着袍。

　　在此之前，江苏徐州、北京门头沟等地为推进律师出庭着袍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纳入律师庭审考核等，但情况依然如故。此次北京律协规定对出庭不着袍律师将予以训诫，也只是对《律师出庭服装使用管理办法》规定的重申。该办法第13条规定：“对违反本办法的，参照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协会会员处分规则》，由律师协会予以训诫处分，情节严重者，予以通报批评。”可办法实施10多年了，也没见过哪一个律师因为出庭未着袍而被训诫，更别说通报批评了。

　　北京规定律师出庭着袍，还只是在几个试点法院推行，虽说是“硬性规定”，但多了不少人性化的考量：法院为律师准备了更衣室，律师协会在法院常备若干律师袍和领带、徽章可供律师借用，等等。这为律师出庭着袍提供了方便，但能否全面推广、长期坚持，还有待观察。

　　其实，律师袍只是律师职业标识的外在形式之一，说白了就是职业装，不管这种职业装是长袍还是西装，其所承载的内涵并不会因此而改变。如果这种外来的职业装在行业内部认可度不高，表明它与国情不相适应，就需要进行改良。我国的法官服、检察服不也是经历了多次改良吗？

　　对律师袍的改良，既要体现律师职业的特色，更要融入更多的人性化因素，考虑律师着装出庭的可操作性。到那时，再对出庭不着律师袍的律师进行处罚，就不会陷入“法不责众”的境地，律师职业的法律共同体属性将会更加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