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泽/漫画

　　并非每一名参与论证的专家都“见钱眼开”，但只要“为钱说话”的情况存在，专家论证会对法治建设的负面效应就必须警惕。

　　最近，法学教授的一篇论文引发法律圈的一场争论。作为争论的“副产品”，有关专家论证会的话题再次成为热点。

　　今年7月，武汉大学主办、武大法学院承办的核心期刊《法学评论》，发表了该院教授孟勤国的论文《法官自由心证必须受成文法规则的约束——最高法院(2013)民申字第820号民事裁判书研读》，以商某股权纠纷案为蓝本，对法院的判决进行了激烈的批评。由于孟勤国系商某案败诉方的代理人，这一事件在微博、微信等自媒体中发酵为一桩法学公案。探讨逐渐超出学术规范范畴，法律学者的一些行为受到批评，其中就包括多年来饱受非议的专家论证会。当然，为法律专家辩护的声音也不少，其中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邱兴隆的观点最为激烈，他所写的《你看一下，会死人啊——就专家论证说几句》，被大量转发。

　　没资格也没能力当裁判，给争议双方断个孰是孰非，但笔者多年关注这一问题，试着梳理一下曾经和目前的争论焦点，顺便谈点自己的看法。

　　争议从未停止

　　现实中的专家论证会，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当事人或其代理人组织的专家论证，另一种是司法机关搞的专家论证。组织者不同，决定了二者在论证目的、论证依据等多方面的差异。从论证目的看，前者多是为了得到有利于己方的论证结论，后者则相对中立;从论证材料看，前者不少时候依据一方提供的证据，后者提供的论证材料相对全面。需要说明的是，前者只提供一方证据的原因，除了选择性提供，还包括论证时间太早，尚无从取得另一方证据。笔者工作中收到反映问题的材料中，常有专家论证意见，有的刑事案件刚立案，嫌疑人一方在对侦查机关指控哪些犯罪事实掌握哪些证据尚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召开专家论证会，此时论证针对的，只能是一个虚拟的靶子。

　　对于司法机关组织的专家论证会之于司法公正的价值，法律圈持肯定态度，今天重点要说的，是当事人或其代理人组织的专家论证会。

　　很难考证专家论证会何时出现，但争议却由来已久，第一次作为“靶子”拿出来集中讨论，是在2003年。当年8月，辽宁省沈阳市黑社会头目刘涌二审由死刑改判死缓，引发社会质疑，其辩护律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供了一份14位法学家作出的“沈阳刘涌涉黑案专家论证意见书”。这份意见书认为“本案的证据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可能不构成黑社会犯罪。8月29日《中国青年报》“冰点时评”发文《律师解释为什么加深我对刘涌改判的质疑》，谈到专家论证会，“任何人都可以对案件发表意见，我们似乎也没有理由独独让专家三缄其口。不过，即使不考虑专家论证会的某些背景和现实，专家们同样也可能面对掌握的信息不对称、不充分的问题。”

　　之后这一话题的讨论渐入高潮，学者纷纷发表看法。其中，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观点最为鲜明，《法律专家意见书:施向法庭的无影神掌》一文，对专家意见书的“名分”进行了究问:“从诉讼法角度来说，法学家们向法院递交的专家意见书属于什么呢?它有诉讼法律依据吗?没有。它是证据吗?不是，因为法学家们不是本案的证人;它是鉴定结论吗?不是，因为法学家们不是本案的鉴定人;它是辩护意见吗?不是，因为法学家们不是本案的辩护人。那么，它是什么?它什么都不是!它就是案外人——法学家也是案外人——对司法独立审判的干涉!”

　　和何兵的观点鲜明不同，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则有些纠结，他在《专家论证意见的现实合理性》一文中表达了自己的矛盾心理。他承认，从理论上来说，法律专家向法院出具专家意见书，名不正，言不顺，“第一，法律专家不是案件当事人的任何一方，不具有出具法律意见书的主体资格;第二，专家没有看过案卷材料，不明就里，难免隔靴搔痒，不得要领;第三，专家接受律师的委托，出具法律意见，有被‘收买’的嫌疑，难以保持中立性。”但他同时认为，专家意见书有现实合理性。所谓“现实合理性”包括:法官素质问题，法官职业化问题，法律适用的复杂性，司法腐败和司法不独立的现实存在。基于这四点，他认为，由法律专家向法院出具意见书，可以帮助法官理清思路，同时让恣意裁判的行为有所收敛，有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

　　之后这些年，有关这一话题的争论不时被挑起，双方意见也基本没超出上述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