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本顺、杨栋梁、潘逸阳、余远辉——日前，四名省部级官员在同一天内被“双开”，再度让人领教中纪委的“大招”。关于四人的通报中藏着诸多看点，其中一条颇耐人寻味：国家安监总局原局长杨栋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原常委、南宁市委原书记余远辉二人，均“违规选用秘书”，并且是违规任用亲属担任秘书。

　　就在此前不久，另一条关于“秘书”的新闻，也令舆论浮想联翩。据福建省9月30日发布的干部提任公示，年仅33岁的福建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处处长孙健拟提任副厅级领导职务。最近几年，孙一直是时任福建省省长苏树林的秘书。而就在其“火箭式提拔”消息公布后8天，苏树林被宣布落马。

　　尽管目前尚无明确消息表明孙的提拔同苏的落马有直接关联，苏树林的落马原因亦尚待调查确认。但“火箭式提拔”是否违规，又会否牵出更深的贪腐问题，确是值得细细追问。而任命亲属担任秘书的杨栋梁、余远辉，则是板上钉钉地违反了“组织纪律”——早至上世纪80年代的《关于中央领导同志机要秘书工作的暂行规定》、《关于加强县以上领导机关秘书工作人员管理的规定》，近至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去年出台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秘书管理规定》，均对谁能聘用秘书、聘用谁当秘书有过明确界定。

　　依据最新文件规定，领导秘书任用，必须组织调配。也就是说，秘书非但不能由领导干部个人“随便挑”，领导干部调职时，秘书也不能“跟着走”；更严格的要求是，秘书不能“提拔着转岗”。白纸黑字的纪律既已明确，领导干部就应自觉遵守，这本是无需分说的道理。但现实中，类似“任用亲属担任秘书”或“提拔着离开秘书岗位”之类的现象，何以变得屡见不鲜，以至于领导同秘书“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几乎成了贪腐案件的一种惯常模式？

　　显然，除了表面上的“违纪”，个别官员违规任用秘书背后，有更深的潜规则在驱动。

　　众所周知，秘书是领导干部“身边人”，其直接协助领导干部开展工作，亦常常能近距离接触决策过程。但“接触”并不等于“参与”，更不等于“代行”，其间有着细微却不可逾越的“红线”。恰是由于秘书与领导干部距离之近，对能否拿捏好分寸、保持好这根“红线”的要求也就更高。

　　工作中，官员同秘书固然有相互依靠的关系，但愈是“贴身”，愈是不能“越雷池半步”，这既是对秘书的要求，也是对领导干部的要求。相互稍越雷池，领导干部同秘书间便难免进入另一种依靠关系——你替我伸手，我为你铺路，彼此间除了工作协同，更有利益交换的“默契”。秘书的权力由此扩大，“秘书干政”的恶习也就应运而生了。另一方面，或是惮于官员的“绝对权威”，或是惮于秘书的“狐假虎威”，一些地方面对“秘书干政”时，常常难有招架之功，只有应承之名，于是便渐渐有了“秘书帮”、“秘书圈”、“秘书政治”。

　　曾担任过胡乔木、陈云秘书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朱佳木，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现在很多秘书干的事，是我们当年不敢想象的”。这当然不只是秘书单方面的错，同样要追领导干部的责，更要问背后政治生态的根。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领导干部和秘书双方的权力都未受制约，才造成了一些地方盛行的“秘书腐败”。而当这种权力不受限的潜规则扎根于一地的政治土壤，秘书身上被赋予规则之外的“权力附加值”，领导干部违规任用秘书、随意提拔秘书，也就不是那么令人惊奇的事了。

　　如今针对这些乱象，中央既出严令，也下重拳，若还有人“破戒”，那么等待他们的自然是党纪国法的严惩。另一方面，切除附加在秘书身上的“权力附加值”，也需靠秘书和领导干部双方的共同自觉。对后者来说尤其如此——附加哪怕一丁点权力给秘书，其实就是附加了权力给自己。在“严以用权”的要求下，任何一点哪怕细微的权力滥用，都应当被坚决摈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