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从律师和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办法》（简称《办法》）全文发布。《办法》要求，具有立法权的人大常委会的法制工作机构、政府法制部门以及法院、检察院，应将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工作纳入队伍建设规划，并采取切实措施予以落实。

　　这一办法的公布，对于畅通法律职业互换渠道意义深远。从我国现有的司法人才培养体系上看，法官培养的路径相对单一。应届法学专业毕业生通过参加中央、地方的公务员考试，进入法院系统，从书记员做起，经过5年时间通过考试，成为助理审判员，之后成为审判员，培养一名成熟的法官，这样的过程大约需要十余年的时间。如今，中办印发的选拔办法，则将律师、检察官、法官之间的职业界限打通了，让三者之间的人才流动成为可能。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道路上，培养合格的法律人才至关重要。从司法实践上看，我国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一直存在着制度上难以逾越的分水岭。这种制度上的隔绝，阻碍了人才的有序流动，也让法官与律师之间的关系长期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对国外司法制度稍有了解的人，就会知道，在英美法系国家，许多资深法官都是由律师中选拔而来，历史上很多美国联邦法院的大法官都有过律师执业的经历。同样是肩负审判职责、承担立法重任，如果有过一线的律师执业经历，或者曾经在法学研究领域有过一定造诣，在担任法官与检察官的时候，能够更好地运用深厚的业务知识和丰富的职业经验，指导司法实践。

　　提及从律师和法学家中选拔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很多人会存在一种认识上的误区。认为这种想法很美好，可现实很残酷。的确，从薪酬的角度看，律师和法官、检察官之间的差距很大，而近年来，优秀的法官、检察官离职从事律师职业的不少，但反向流动的人才仍显得凤毛麟角。从这个角度看，印发的这一《办法》落实会不会有些难度，遭遇“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呢？

　　实际上，做好任何一项职业的前提，都应该是热爱与信仰，如果单纯为了钱而工作，难免陷入职业倦怠期。从这一点看，国外的他山之石值得借鉴，在相对成熟的法治国家，法官队伍的平均年龄相对更大，许多人都有过律师、学院的职业经历，有相应的经济基础。国内也已经有这样的例子，被称为律师转行做法官第一人的商建刚的经历就值得借鉴，他已经做到了国内一流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但就在去年结束了16年的律师生涯，进入上海市二中院担任法官。

　　建立全面健全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畅通法律职业互换渠道，不仅对人才流动有益，更能够从根本上夯实法治中国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