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中世纪，骑士被誉为“上帝的战士”，演绎出一幕幕令人敬仰的传奇。除了强壮彪悍的战马、锋利漂亮的武器、制作精良的装甲，骑士身上还投射出一种穿透历史的“骑士精神”。他们对荣誉的追求，对战争规则的坚守，充分证明在战争中同样存在着高尚的人性光芒与公平的道德规范。无论是在文学作品中，还是历史叙事里，骑士呈现给世人的是一位完美绅士的形象——出身高贵、彬彬有礼、忠心耿耿、为人诚实、勇敢坚毅、慷慨大方，这些高贵的品质“向被无政府状态所腐蚀的社会照射出了一缕理想美之光”。

　　在冷兵器时代，骑士精神使骑士与流氓恶棍、绿林好汉相区别。除了忠诚、英勇、坚毅，还有荣耀、忠诚、礼仪，他们讲究相互尊重、彼此承认，有基本的信用，恪守礼节和规则。亚瑟王组建圆桌骑士时发下如此誓言：“我们只为正义与公理而战。”不乘人之危，骑士精神蕴含着公平的内核。体现在战争行为上，一个骑士在俘获另一个骑士之后，不再给后者戴上镣铐或将他投入地牢，而须以礼相待。攻击一个未佩戴盔甲的骑士是不体面的，他应该等待对手披挂整齐之后再发起攻击。出于对荣誉的维护，即便是打仗，也讲究彬彬有礼，这方能增强而非玷污自己的名誉，荣誉之上虽败犹荣。

　　不仅如此，十二世纪，骑士精神还在欧洲世界转变为一种普遍规范。在“骑士法规”中，就有“保护弱小和无助的人”“不可无礼地冒犯他人”“回避不公正、恶意以及欺骗”等规则。当然，骑士精神的产生与流传，很大程度上与欧洲的贵族传统相关。战斗只可能在贵族之间进行，否则战争就不成为一个展示贵族美德的场合。火药用于战争，塞万提斯就借堂·吉诃德之口谴责这是“一种让卑鄙怯懦的手夺走勇敢骑士生命的发明”。问题是，随着战争的扩大以及军人身份的平民化，人类始终面临着获胜与正当地作战之间的矛盾，不同阶层的军人对于规则的坚守便出现异化。在一些人看来，战争规则在必须获胜的正义战争中没有任何地位，因而可以弃之不顾。为了获得正义的最终胜利，过程是次要的。这种冲突，犹如法治中的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关系，获胜是实体正义追求的结果，而程序正义则要求彬彬有礼地打仗。

　　虽然带有诸多陋习和缺陷，但骑士精神中受人敬重的内核，已经演化为一种备受敬仰和羡慕的礼仪与道德规范，并在历史舞台上演着骑士时代复杂而优美的礼仪复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少飞行员就视自己为空中骑士，他们甚至遵循自己创设的一部严格的交战法规战斗。1914年的圣诞节，德国和法国的军队在双方战线之间的无人空地上短暂地相聚并载歌载饮，电影《战马》中的情节并非全然虚构。战争史上，获胜一方的将领有会见被俘将军的传统，这种拜会不仅是出于礼貌，也是再次确认战争法规的一个场合。1942年被英军俘获的冯·莱文施泰因将军说：“我被带去他的办公室面见奥金莱克本人，他和我握手然后说：”久闻大名。你和你指挥的师打仗很有骑士精神。‘“生与死的较量中，仍不失骑士风范。

　　骑士精神的世代赓续，让战争充满着人性与规则之美。中国古代的战争中，不乏身处敌对集团却私下相交甚欢的传奇故事，虽然“各为其主”，但相互仰慕倾心者多亦。这样的君子风度流传于世。罗伯特·格里福斯在其名为《向那一切告别》的回忆录中讲述了他唯一一次“没有向一个德国人射击”，因为那个德国人正在洗澡，“我讨厌向一个没有防护的人射击”。这恰恰印证：“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仍是一种受规则统治的人类活动，一个存在着允许和禁止的世界。”从某种程度说，现代国际战争法的初衷，也是在恢复不灭的骑士精神。

　　（作者系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