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考察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就看它如何对待妇女和儿童。

　　人生的头18年，真要成长为祖国的花朵，必须成功躲过幼儿园里的芥末、人贩子的糖果以及“怪叔叔和阿姨”的性侵。上个月，女童保护基金发布了一串让人揪心的数字，2018年，750起性侵案例中，14岁以下受害人占80%，年龄最小的为3岁。317起案例中，熟人作案210起，占比66.25%。这仅仅是媒体公开报道的个案，并不等于全年性侵儿童的总量。

　　隐藏在“熟人”背后难以识别的面孔，似阴霾笼罩。对儿童实施性侵害的行为，刺痛人们内心深处最原始、最本能的道德情感。最近，广州花都区“未成年被害人已决案件查询系统”投入使用，将坏人的面具撕下，性侵前科一键查询。

　　系统里有辖区内106名性侵、拐卖、拐骗未成年人的成年犯罪人员资料，包括涉案人员的人名、身份证号码、户籍地址、详细地址等，还有案件办理过程、办案检察官、判刑情况等。

　　很快，“一键可查有无性侵前科”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榜，不过这个系统并未对个人开放，只有检察机关、教育部门等有使用权限，还未做到全网可见。

　　从2016年开始，公开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的尝试，一直在谨慎推进。在广州花都区的举措开展以前，浙江慈溪、上海闵行、江苏淮阴都有过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从业禁止及信息公开的试水。只不过，有的同样仅供内部查询，有的迟迟未公布，有的只公布了1例。

　　浙江慈溪是国内“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信息公开启动1年多后，一个叫毛万根的人才被挂在慈溪法院和检察院的官网上。一同公开的，还有他的户籍、案由和照片。这个唯一公布的罪犯，曾因猥亵儿童被判有期徒刑6年。出狱后，毛万根再次因猥亵儿童被判刑。

　　也许要到许多年后，这张穿着囚服的半身照才能显示出足够的意义。许多人称之为中国版的“梅根法案”。1994年，7岁的美国女孩梅根·坎卡被邻居奸杀，凶手曾有性侵女童的前科。两年后，美国总统签署“梅根法案”，要求登记性暴力犯罪人员信息，在互联网上公开以供公众查询。2014年，美国已经有近65万人被登记为有性犯罪记录者。

　　为什么中国公开性侵儿童罪犯的信息如此缓慢且艰难呢？一些热爱人肉的网友，此时讲起了对罪犯的隐私权保护。也有反对者认为，把罪犯的信息公开，像现代版的“黥刑”，让人产生“破罐子破摔”的心理，不利于犯罪人员回归社会，给其家庭成员也带来影响，公开张榜甚至可能招来“私刑”。也有学者认为，这是涉嫌侵犯犯罪分子隐私权的行为，如果要求检察机关赔偿，后者缺乏上位法支持，将面临败诉的可能。

　　高度重视个人隐私的国家，为什么会出台“梅根法案”并全面推广？当国家明明知道孩子身边住着一个恋童癖、有性侵儿童前科的人，而没有提醒和告知家长，悲剧再次发生时，国家难辞其咎。若国家已履行义务，监护职责就落在了家长身上。这就是“梅根法案”背后的伦理，两害相权取其轻。

　　再者，犯罪记录属于公共记录, 裁判文书网上早已公开。即便认为个人犯罪记录涉及广义上的隐私权，在儿童最大利益原则面前，性侵儿童罪犯的隐私权也应受到一定限制。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确立“关于儿童的一切行为，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在一个儿童友好型的社会里，看世界的眼睛是与孩子平视的。

　　现代心理学认为，人类性格在小时候就基本定型，童年时的阴影会在此后几十年的生活里，以怯懦、自闭、缺乏安全感甚至抑郁自杀的倾向反复叨扰。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又常常再犯。众多犯罪学研究证实，性侵儿童罪犯的再犯率很高。一个学校的保安曾反复强奸女孩致其怀孕生子。公开信息对犯罪人是一种震慑，对犯罪有预防作用。

　　香港在2011年推行性罪行定罪记录查核机制，雇主可以查核补习班老师、照顾儿童的社工、儿科医生、校车司机等与儿童常接触的人群，看他们是否有性犯罪记录。这个机制推行9个月内，就收到2.4万份查核申请，可见民众对它的需求。

　　201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失信人“大白于天下”，对“老赖”都能下此重手，对性侵未成年人的犯罪人员何必如此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