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下午，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解放军代表团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15位代表作大会发言。图为代表们认真听取发言。本报记者　张　雷摄　

　　3月7日下午，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解放军代表团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15位代表作大会发言。代表们围绕国防和军队建设重难点问题，建睿智之言，献攻坚之策。

　　杜本印代表——

　　进一步加强我国海权建设

　　“海权是决定我们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要因素。”海军南海舰队副政委杜本印代表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迫切需要我们强化海权、维护海权。

　　杜本印代表说，要加强我国海权建设的战略筹划，坚持陆海统筹，搞好海权建设的顶层设计，制定国家总体海洋战略和海洋发展战略，进一步创新发展海权的理念思路，以海权的突破和拓展有效应对挑战、化解风险。同时还要进一步增强全民的海洋意识，从国家层面综合运用教育、宣传和设立国家海洋日等多种手段，强化民族复兴依赖海权、强国之路倚重海权的思想认同。

　　杜本印代表建议，进一步突出海上维权力量建设，一方面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继续强化优先发展海军的战略，在建设投入、力量规模、资源配置等方面加大倾斜力度。另一方面强化海上执法力量建设，为我海警装备更多大吨位、远航程、现代化的大中型执法船。同时要加大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力度，大力推进我国海权法理研究，积极参加国际海上安全合作，坚持多措并举，军民力量齐用，进一步掌握海上维权的主动权。

　　薛爱国代表——

　　着眼增强体系作战能力深化实战化训练

　　陆军第27集团军军长薛爱国代表认为，着眼增强体系作战能力深化实战化训练，已经成为当前我军军事训练的紧迫任务。他建议，上移训练层级，采取拉高战役战术的训练设计、加大战略战役训练比重等方法手段，进一步促进体系作战能力的生成与提高。

　　“当前，支撑我军实战化训练的相关要素建设还相对分散零碎，在指挥体制从构想到实建，信息系统从统管到聚合，作战理论从宏观指导到分层细化等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薛爱国代表说，要加快健全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加紧完善指挥信息系统，加速推进联合作战理论建设，扎实推进实战化训练向提高体系作战能力聚焦。

　　薛爱国代表建议加强军地统筹联动。要抓住统筹重点，建立军地联合应急投送体系，着力解决实战化训练场地小、散、远等问题。增强统筹权威，吸收国家有关部委领导参加重大演训活动，使军地各方力量真正融入体系训练。健全统筹法规，在训练场地产权划定、土地置换等重要领域、重大项目建立长效机制，并从国家层面立法加以固化。

　　刘文力代表——

　　加强空军战略投送能力建设

　　空军航空兵某师副师长刘文力代表说，战略投送能力是国家军事实力和战略威慑能力的重要标志。相对陆上和海上，空中投送具有快速、机动、高效的特点。平时，它是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维护国家战略利益拓展的有力支撑；战时，能够快速集结部队、抢占先机，迅速构建战场态势，为赢得胜利创造条件。

　　刘文力代表建议尽快加强空军战略投送能力建设。一是尽快扩大运输机部队编成规模，加快国产大型运输机研发列装速度，尽快完善动员民航运输力量为军所用的相关法律法规。二是提升飞机技战术性能，对现有机型机载设备进行更新换代，进一步开掘老装备使用潜力，同时建立科研成果转化运用机制，将最新技术尽快应用到作战平台上。三是加紧构建机场保障体系，加快推进以骨干枢纽机场为重点的加油、停机等配套设施建设，搞好预储预置，构建起相对完善的空中投送配套保障体系。

　　许伟代表——

　　建立中国特色志愿兵役制度

　　近几年，一些地方和部队出现了兵员征集难、人才保留难、退役安置难等现象。南京军区装备部部长许伟代表认为，出现这些现象，主要原因是兵役制度设计不够合理、士官服役制度缺乏吸引力、有关法规政策不够完善等。

　　许伟代表建议，要立足人口大国这一基本国情，主动适应“市场”“战场”双重需求，按照有利于提升部队战斗力、有利于吸引保留人才，构建“志愿服役、职业规范、进出有序、待遇相称、社会崇尚”的中国特色志愿兵役制度。一是把现行的义务兵役制度改为志愿兵役制度，使参军服役成为一种社会分工和光荣职业选择。二是修订完善兵役法规，明确和平时期实行志愿兵役制度，同时完善兵员招募、士兵服役、退伍安置有关的配套法规。三是深化士兵管理体制改革，统筹军事人力资源的规划和管理，拓展士兵的职能平台和发展空间，真正把优秀士兵用在打仗岗位。

　　郎剑钊代表——

　　加强对军用土地确权和保护

　　济南军区联勤部部长郎剑钊代表说，从近几年调研情况看，军用土地确权和保护面临着“四难”：土地确权领证难，废弃哨所、水源地、加油站等远离主营区的零星土地管控难，历史遗留问题解决难，现有政策法规执行难。

　　“这其中，既有地方政府的原因也有部队的原因，既有政策层面的因素也有执行层面的因素。”郎剑钊代表建议，加强顶层设计，深化军地合作，综合治理解决。要结合军委总部开展的基建项目和房地产资源普查，由总部会同国家有关部委成立联合工作组，专题立项解决权属纠纷问题，挂账销号，限期解决。对同一地区零星土地坐落较多的，按照军事优先、需求牵引、因地制宜、集约高效原则进行土地兑换，通过聚散整合实现军产资源保障效益最大化。对历史遗留问题，由总部会同国家相关部委，联合出台具体政策予以解决。要运用信息化手段，对远离主营区的长期空闲地实施全时域、全过程有效管控。

　　李清和代表——

　　深化军队审计制度改革

　　“军队审计是建军治军的重要监督制度，是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监督手段。”解放军审计署审计长李清和代表谈到，当前全军财经管理形势总体向好，但也存在着资源配置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不够，工程建设、物资装备采购监管力度不够等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现行审计制度的不足所致，突出表现为：独立性不强、存在监督盲区、审计机制不健全等。

　　李清和代表建议从三个方面寻求军队审计制度改革的突破口。一是构建权威高效的审计体制，在军委和各级党委直接领导下，对一切经济活动进行监督。二是建设一支规模适度的审计力量，按照“经济活动发生到哪里，审计监督就跟进到哪里”的原则要求，健全审计机构，在各级增设审计专业技术岗位，扩大审计监督覆盖面。三是建立完善一套管用有效的审计机制，构建发现、解决、处理问题的完整链条，拓展审计手段，加强审计协作，充分运用审计结果，发挥好审计服务部队全面建设的特殊职能作用。

　　卢锡城代表——

　　改革完善国家科技计划体系

　　“国家科技计划作为公共战略性投资，肩负着带动国家整体科技竞争力跃升、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使命。”总装备部科技委原副主任兼秘书长卢锡城代表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组织实施了一系列不同层次的科技计划，为经济和国防建设提供了科技动力和成果储备。但当前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大趋势下，现行科技计划体系也存在一些不足，如科技管理职能部门统筹不够有力、经费投向不够合理、计划执行及评估机制不够健全等等。

　　对于科技计划体系改革，卢锡城代表建议，首先应强化顶层宏观决策，建立国家科技顾问制度，组建国家科技顾问委员会，确保重大决策科学合理。其次要加强计划执行统筹，做实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能，加强国家对科技计划特别是重大战略专项的统筹协调，发挥跨领域、跨计划的整体效能。要加强对现有科技计划的整合，实现科技资源优化配置和科研资金高效使用，进一步加大国防科技投入，满足国防和军队建设日益增长的科技需求。要完善科技评价体系，形成公正透明的评估程序，使科技评价真正成为推进国家科技创新、促进竞争性研发环境形成的强大动力。

　　梁晓婧代表——

　　保持基层干部队伍稳定

　　第二炮兵某部政委梁晓婧代表说，近年军委总部先后出台有关政策法规，有效地激发了基层干部投身强军实践的积极性创造性。但随着形势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梁晓婧代表在工作和调研中感到，基层干部发展之虑、生活之困、后顾之忧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分析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干部职业发展路径不够清晰、福利待遇与职业特点不相适应、军属优待保障不够到位、军人荣誉感有所弱化。

　　为此，她建议，健全基层干部晋升培养机制，进一步树好用人导向，铺好成长路子，充分发挥基层“墩苗”“育种”的良好效益。其次，要调整基层干部工资福利待遇政策，完善工资增长机制，调整工资结构比例，增加相关津贴补贴，特别是增设体现基层干部职业特点的津贴补贴，增强基层岗位的吸引力。再次，要制定落实军人家庭优待保障制度，围绕军人高龄父母照顾、配偶独居家庭帮扶、家属就业和子女就学等方面制定制度性措施，并加强监管运行，确保优抚政策落实到位、各项服务保障到家，解决基层干部的后顾之忧。

　　王海龙代表——

　　进一步加强士官人才队伍建设

　　济南军区某旅工兵防化营教导员王海龙代表在发言中谈到，士官队伍是部队基层建设的中坚力量，地位特殊，作用重要。但是受到体制编制、管理模式、家庭婚恋、社会大环境等几方面影响，当前士官人才队伍建设也存在着选晋热度降温、担当意识弱化、人才培养保留难等问题。

　　经过认真调研和思考，王海龙代表建议，一是建立以能力为导向、以业绩为重点的士官人才评价体系，对确有绝技绝活、确有突出贡献的士官人才，应允许突破岗位、年龄、资历等限制晋升。二是拓宽培养渠道，推开士官短期培训制度，整合资源，构建院校、部队、装备生产厂家和科研院所“四位一体”的士官培训体系，积极借助地方力量培养部队急需士官人才。三是健全完善激励机制，营造拴心留人的环境。

　　高光辉代表——

　　加快海外军事行动立法

　　“近年来，我军执行护航、维和等海外军事行动日益增多，大力推动海外军事行动立法，已成为刻不容缓的现实课题。”陆军第16集团军军长高光辉代表谈到，无论从合法性需要、还是从保障行动顺畅需求来看，相关立法工作都应尽快推进，及时从法律层面赋予军队新的职能。从当前现状看，我们既有理论研究基础，又有实践积累支撑，还有国际立法可资借鉴，因此加快海外军事行动立法也有较强的可行性。

　　高光辉代表认为，当前海外军事行动立法应重点关注三个方面。一是科学选择立法模式，鉴于海外军事行动的社会和法律关系复杂，建议采取在同一框架下，在不同法律层级，按照“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原则，实施分类分步立法。二是合理构建框架体系，建议从基本法律、专门法律、配套规章三个层面确定基本框架，同时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双边、多边协定的磋商签署。三是注重动态更新发展，在法规施行后，根据实践的经验教训，及时更新、修改、完善，与时俱进，不断满足新形势下海外军事行动的需求。

　　（本报北京3月7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