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充满无尽的吊诡，也总有一副普洛透斯式的多变脸庞令人难以琢磨。

　　比如，流传了二百多年的关于美国南北战争的动机、起因——奴隶制——的结论，从一开始就被一个又一个的历史事实所质疑。而奴隶制是美国南北战争起因的始作俑者与推广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耳根，也从来就没有清净过。当时就有他的老对手查尔斯·狄更斯的不依不饶，认为不是奴隶制，而是税收导致了美国的内战。此后，尽管此论一直占据美国内战思想的主流地位，但从来就没有一统过内战思想的江湖。刚出版不久的《美国人的传统》一书作者，就直截了当地质疑“奴隶论”，认为美南北战争是因“税”而起，税收是内战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围绕促使南方脱离北方而造反的问题，历史学家不知耗费了多少心血。当时南方最有名的代言人约翰·卡尔霍恩就有关于税收的抱怨，这可作为南北战争“税收论”的佐证。在他看来，在南北双方三十多年来的斗争中，北方的制造业和商业利益集团，总是通过国会的税收来压迫南方的种植园主，结果使得南北方的税负轻重不一，“税痛”大小不等，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因此，卡尔霍恩为南方四处奔走呼号：“北方已经采纳了一种税收和支出制度，其中，给南方施加了不合理的税收负担，同时，不合理的支出比例使得北方受益。……南方作为这个联邦中被残酷剥削的部分在事实上缴纳了超过其应当负担比例的税收。”显然，在他看来，这样的税收是极为不公平的。难怪另一位历史学家也说：“在整个南方都憎恨关税，把它当成一个破坏他们经济的不公平税收看待。”毋庸讳言，早在1828年的时候，关税就被称为“令人厌恶的关税”。

　　具体而言，南方的税收抱怨在于，当时联邦征收的进口税法就是针对他们的，就是对他们的公开掠夺。高额进口税不仅直接伤害了他们的利益，使他们为北方的商品支付了高额的价款。而且，联邦征收的他们的税收，却用在了北方，为北方提供公共服务。坦率地说，这种税收抱怨，早在1832年就已经发生过，而且还引发了反对高进口税的第一次起义。所幸的是，在随后的几年中，公共理性主导了南北方的舆论，关税（进口税）降到了南卡罗莱纳州能够接受的程度，并未酿成大规模的混乱和战争，因此也被史学界称为“1833年伟大的妥协”。但到了1860年，这种共识与理性却不复存在，认为“脱离联邦是解决这些冲突的最好方式”，“是走向繁荣富强的唯一选择”。

　　在“税收论”者看来，对于南方的奴隶制问题，大多数北方人并不关心。事实也告诉我们，当时南方黑人奴隶的待遇并不比北方的穷人差。或许正因如此，“奴隶论”一直就受质疑，林肯也被南方视为“独裁者”，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他是一个完美的自由主义者。其实，有位来自北方的温和派人士克莱门特·维兰迪甘就直言不讳地批评林肯，认为他的所得税政策是公然的掠夺：“通过一部税法，它的喜好全部强加到一个被征服的民族头上，他们（共和党）已经拥有……这个国家人民的全部财产。”对此林肯暴怒，还下令抓捕了维兰迪甘，并在俄亥俄州军事法庭进行审判，认为他犯了“叛国言论罪”。问题是，维兰迪甘来自北方，此罪并不能成立。或者说，虽然林肯看似大义凛然地赞同发起战争，但却无法掩饰一颗蠢蠢欲动的税收利益之心。他在就职演说中就一再强调，要到南方去征关税，即使他们要退出联邦。对此时人心明眼亮，认为“关于奴隶制度，他可以调和；关于进口关税，他在威胁”。甚至，“南方可以脱离联邦，只要他们向北方纳税”。而林肯给南方提出的最后选择恰恰是：“纳税或者战争”。然而，当共和党人在通过国会意欲进一步推高关税之际，南方却在做着相反的事情，它们通过了新宪法，并模仿《美国宪法》列出了一条独特的条文——禁止征收高额进口税。在当时的南方看来：“脱离联邦不仅使得南方免于遭受北方税收的束缚，而且使得南方有机会从被压迫者变成压迫者。”这样，脱离联邦的共识，也就因为税收冲突而逐渐形成，并通过税收开始付诸行动。

　　南北战争一触即发。

　　笔者认为，美国南北战争的起因就是税收，一种显失公正的税收。但林肯却站在北方的利益立场上不以为然，并在开战前强调：“在税法的执行中，堡垒和要塞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实践的观点来看，这是美国税法能否在这三个海港——查尔斯顿、波弗特海（Beaufort）以及乔治城（Georgetown）执行的问题，或者是它们是否会变成自由港，向世界商业开放，对于南卡罗来纳州认为适当的税收没有任何限制的问题。……保持堡垒和要塞是为了执行税法，而不是攻占一个州。”其税收利益之心袒露无遗！对此，当代税法专家查尔斯·亚当斯精辟地指出：“毫无疑问，脱离联邦是导致内战的原因。”但是，“税收是双方所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南方的奴隶制可以被北方容忍；南方的自由港却是北方所不能容忍的。战争是由南方的一些头脑发热之人朝着位于查尔斯顿海港的联邦堡垒开炮而导致的。战争也是林肯决定运用军事力量镇压这次起义而导致的。但是在这些暴力行为以及脱离联邦行为本身背后的是双方都不愿意妥协的税收问题。”

　　总之，任何民族都可能因为一场战争而灭亡，但隐藏其后的一般性的原因大多因为利益，因为征税权的争夺。压迫性的税收，或者成为催生文明、革命的原因，或者成为引发起义或混乱的原因。可以说，读不懂税收，也就参不透历史发展的深层逻辑与奥妙。转型社会，矛盾冲突交织，更应该专注“税痛”的流转机理，从历史变迁的事件中，汲取发展的智慧与经验。

　　（作者系中国财税法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