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例子是舟曲县城。

　　2010年8月7日夜，甘肃省舟曲县发生了特大泥石流。这个泥石流发生在舟曲县城东侧的三眼沟、罗家峪沟，吞没了沟两侧和沟口的大片房屋建筑，造成众多人员伤亡。我们在悲痛之余，也在思考像泥石流这样的灾害能不能避免。恰恰就是在这个事情发生的前一年，2009年10月1日傍晚我们北京大学历史地理考察队路过舟曲县城，当时也对舟曲城的选址做了一次实地考察。我们驱车从东向西穿过三眼沟口进入县城，三眼沟口因堆积许多碎石和卵石，道路已经崎岖不平，显然属于冲积扇缘的堆积物，而且是常态多发性。因此，当有暴雨的时候，碎石被冲刷下来也是常有之事。当时我们考察的地点正是后来发生泥石流的地方，考察的目的是舟曲老城的选址。而恰恰是舟曲老城在这次特大泥石流灾害中一点都没有受灾。那么，舟曲老城是什么时候修建，怎么选的城址呢？《舟曲县志》说，舟曲城原来叫西固城，是明朝的军民守御千户所城。这座城建在白龙江河流的阶地上面，因此一点事儿都没有。而泥石流冲掉的那块地方，是清朝时候，因流民较多，于是就将他们安置在老城的东关外；光绪年间在东关和南关外开始扩展，新城跨过了三眼沟，一直修到了对面那座山上，然后还开辟了一个水门，让溪水穿过城的东部流入白龙江。这个祸根在清朝末年就埋下了。

　　舟曲县城的周围都是山，下边是白龙江。因为白龙江的冲刷，南边是堆积岸，北岸地方很高，也就是明朝人选出来做了城址的地方。城下边是基岩，是石头，地基非常坚固，所以没有被泥石流冲刷掉。而从前面提到清朝扩展出来的新城，以及近十年来的城市化，舟曲县城发生了改变。舟曲县也想进行城市化，却没有办法向山这个方向发展，因此只能跨过三眼沟向东发展。在沟上面盖了许多房子，把小学也建在这儿了，而这次泥石流遭难的恰恰就是这个三眼沟。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思考一下，泥石流作为一种自然灾害，我们是很难去阻止它，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减少泥石流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呢？如果考虑到古代城市的选址，当前城市化发展的方向，当地的人们是否注意到建成区是冲积扇的沟口？如果没有在冲积扇沟上面盖房子，是不是能减少人员的损失呢？无论对于学者还是执政者，都必须思考这些问题。不能仅仅用地区的GDP指标或城市化水平来说明你们的业绩，而更需要考虑到你自己和你领导下的老百姓的安全问题。当时明朝所建的西固城军民守御千户所城(老城区)就是考虑到军事防御和防备洪水的两重因素，所以在这次灾害中，舟曲老城没有遭受太大的危害。惨遭泥石流危害的正是清朝末年扩展成东关的这个地区。以上是我举的第二个例子。

　　我们再看第三个例子吉林市。

　　最近几年，城市化和房地产在中国大地蓬勃发展，特别是一些临江的城市向水要地。人们满足于所谓的“水景房”，指的是你推开家门或窗户能够看到江流或者湖面。“水景房”景致虽好，但是对于可能发生的灾害，房地产商并没有考虑到。这又是涉及城市建筑群选址的问题。2010年夏，松花江发生了一次大水，其实松花江年年都有大水，但就是这一年的大水淹了松花江南岸很大一片楼区。而吉林老城，日本人建筑的那片商埠区没有淹。这就要结合吉林城的地图来看。

　　吉林原名叫吉林乌拉，最早的城址在吉林市北松花江东岸。康熙年间，宁古塔将军从宁古塔搬来以后，为控制松花江的造船航运，修建了一座水陆码头吉林将军城。当时统治者考虑到这个地方可能会遭遇松花江大水，因此将吉林城建造在松花江转弯的凹岸，目的是依托北山。历史上这个吉林老城的排水系统很好，地势又高，因此从来没有被淹过。20世纪初，日本人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就开始染指吉林地方。光绪三十一年（1905）中日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要求清廷在吉林省城的东城墙外边自开商埠地，《吉林市街地图》描绘了吉林城东新开辟的商埠地。这个条约是允许日本人在吉林老城东关外划出一块地，让日本人居住。老城西关外有一片的低地，实际上是让洪水宣泄的地方，日本人没有选在那里。

　　从地图来看，日本人当时选商埠地位置是经过精密测量并且选择了最合适的地方。当时日本人在松花江南岸江堤外面预留了滩地，江堤里面并没有建任何的建筑物。解放后，松花江南岸建了一些工厂，可是滨江路的这一块土地并没有建房。但是现在的房地产商在堤外修了房子，盖了“水景房”，当然他们也知道在这“水景房”外边应该要修江堤，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这块地方本来就是给天然河流在汛期时留足宣泄的地方。如果你不给河流预留好宣泄的地方，那么被淹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水景房”没有逃脱被淹的厄运，是人为选址的失误，给人民带来财产和人员的损失。因此，我们研究城市史，研究城市选址，不仅能够揭示历史上的一些事情，而且对于今天现实工作还是很有帮助的。

　　城址转移反映城市功能变化

　　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城址转移，反映城市功能变化的例子。

　　我们来看几张地图。这张是金朝的河北东路，你们会看到沧州，不在今天的沧州市；德州也不在今天的德州市。还有很多城址，吴桥县不在今天的吴桥；南皮县也不在今天的南皮。在明清时期的地图上，南皮县城已经移到了京杭大运河的边上，德州、吴桥、沧州也搬过去了。也就是说，从唐、宋、金到元朝，许多城址原来并不在今天京杭大运河的岸边上。这些城址的转移正是发生在元朝开始修这条大运河的时候，最终在明朝完成，一直沿用到清朝，这些城址就这样被吸引过去。

　　我曾经做过运河城址的研究，发现从魏州（唐代的魏博节度使城、北宋大名府城）沿着永济渠向北，沿线没有真正的建置州县城，却都有一个桥。魏州有“魏桥”，贝州有“孔桥”，内黄有“永定桥”，馆陶有“永济桥”，永济县有“张桥”，武城县有“义王桥”，长河县有“白桥”，安陵县有“柏杜桥”，东光县有“白桥”，长芦县就是今天的沧州，有“市西桥”，东边是沧州，有个铁狮子，元朝沧州迁移到桥边。安次县有“耿桥”，安徽的宿州有“埇桥”。这一系列水陆交通沿线，最初都没有城，而是有一座桥。因此，肯定是因为水陆交通便利，城址被吸引过来。当城址不在桥边上的时候，城市仅仅是一座军事防守型的政治性城市；当城址搬到运河边上，譬如德州、沧州、天津最为典型，城市的商业仓储功能就提升了。城市功能发生变化，是我们研究城址转移的一个很重要的关注点。大家做城市研究，需要注意桥渡，其军事地位比较重要，也容易在物资转运的过程中在桥头形成市场。而且还要注意，在古代社会，拉纤或者是帆船，每一天在水里的行程是50里。所以这一带的县城间距是50里不到100里，而且在这之间可能还有镇。

　　另一个问题是城市形态。我们可以看到，苏北的高邮、宝应两座城，都在大运河边上。这两座城在唐朝开始出现，到宋朝时运河穿城而过，可以看到中市桥、南市桥都跟运河上的桥有关系。到了明清开大运河，拓宽运河河道以通漕粮，城中间的运河窄小，船过不去，就绕城外开了新的运河。从历史上大运河转移到县城西边的历程来看，在改革开放的经济力度加大之后，高邮县政府和宝应县政府需要东迁。后来事实果然如此。常州和无锡的运河也曾经是穿城的，今天这条大运河已经都在城市外面了，说明这些城市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城市中心怎么移，往哪个方向移，是我们通过城市史研究可以做出一定预测的。

　　城市内部结构反映城市内部管理

　　最后，谈谈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以及如何通过它来解读城市的管理方式。

　　城市作为一种空间的现象，可以从形态和功能上得以阐释。只有人的活动，才能改变城市的形态，反过来我们可以从城市形态来研究，是什么动机导致了这样的形态。中国城市形态曾对新罗和日本都有影响，他们模仿中国唐朝长安的那种形制，可还是不太一致。那么，我们的坊市制的城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形制？

　　我们从鲜卑人讲起。鲜卑从北方入主中原，从在马背上活动变成要统治中原农业地区，必须要有一部分人定居。但是，当时采军政体制的鲜卑认为，鲜卑贵族不能和中原普通的士农工商住在一起，于是他们通过在城里筑高墙划分街区来做分隔，这街区就叫做“坊”。坊是方形的，把城市约束得很方正。坊市制从五胡十六国到北朝再到隋唐，虽然期间也受到部分南方政权的影响，但主要还是体现了北方草原民族入主中原以后怎样管理城市。其目的是“分别士庶，不令杂居”，区隔皇室、贵族、士农工商。中唐以后或唐后期，中央权力不那么强盛了，于是有了地方繁盛之始。坊市制这种封闭的制度因为不符合城市自然发展的规律，也就崩溃了，正是这时候出现了最富庶的、甚至比京师更繁荣的两个城市：扬州和益州。

　　再举一个例子，元大都是又一个马背上的民族、蒙古人统治中原地区时建造的都城。忽必烈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君主，他认为如果想要当中国的皇帝，就要按中原汉式儒家礼制建造都城。按照《周礼·考工记》帝王之居的制度：“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把宫殿和皇城建于城市中央，忽必烈的宝座坐北朝南，体现“面南而王”的传统思维。城郭开十一座城门，符合《周易》“天地之数，阳奇阴偶”的阴阳学观念。南面上朝，背后的鼓楼是市场。作为传统农业国家，一定在都城里有两个祭祀祖宗和土地的场所，因此在左即东边设祖庙祭祀皇室的祖先，右即西边筑社稷坛祭祀土（社）谷（稷）之神作为国家政权的标志。

　　我还要谈的是另外一点。大家都知道北京东西向的小巷叫胡同，过去的学者提到胡同的含义就是水井，我认为胡同就是通道巷子。2004年我去了蒙古，在飞机上拍了一张照片。这几年蒙古草原干旱，草场退化，很多牧民没办法生活，于是就搬到首都乌兰巴托的周围住下。蒙古政府给他们平均分配宅基地，让居民自己选择建房子或者盖蒙古包都行。照片上那些一排排房子之间等距离的通道实际上蒙古语就是“胡同”。我用一条史料佐证我的观点。忽必烈至元二十二年（1285）二月，“诏旧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貲高及居职者为先，仍定制以地八亩为一分；其或地过八亩，及力不能做室者，皆不得冒据，听民作室”。也就是说，从燕京旧城迁往大都新城者的居民，以有财力、有官职者为先，无论地位高下、钱财多寡，一律平均分配每八亩为一分的土地，在巷子里建面积同样大小的院子和房子，这样就形成了北京产生建筑风格一致性的三进四合院。这是一种新的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反映第二次草原民族定居以后，统治者想出办法来管理一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