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城市史有很多视角，我今天讲其中三个视角。一是城市的选址。我今天讲城市选址是考虑到，历史地理学这个领域和古典学或简牍不同，在学术性之外，如果和现实一点都不联系，对这个学科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后面也会谈谈关于城市减灾防灾的启示。第二个视角是城址转移。一个城市的位置是会有移动的，可能是受到自然灾害如河流的影响，或是因为城市发展受到周围环境限制，亦或是城市的功能发生改变。第三个视角是城市形态，即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比如唐代长安城反映出怎样的城市结构和城市管理，到了元大都的北京，又变成了其他形式。

　　核心观点

　　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实际上城市有一些附属的建筑物是当时古人总结的减灾和防灾经验。今天我们虽然已经有了地图，但是地图上往往没有注明建筑用途，而如果你研究历史，就能通过文献上的记载发现这些附属建筑的功能，由此为城市发展或者城市化提出建议。

　　李孝聪1947年生于四川成都。1949-1968年，随父母在北京读书。1978年从西藏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现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历史地理专业博士生导师。1999-2007年，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2004年迄今，任北京大学历史地理与古地图研究中心主任。

　　专长于区域与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中国古代舆图研究、中外比较城市史研究、中国水利史研究、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规划、中国古代地理文献与地图学史、中国地方志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

　　城市史研究要依靠文献、地图和实地考察

　　首先我来谈一谈研究城市史的方法。

　　一是文献。古代的地理总志和地方志是一个线索，可以以这两者为线索去查考当时人和事的记载。例如你去查明代的志书上记载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情而修这座城，然后再去追寻最原始的史料。近代史料则应该查档案，如工务局、社会局档案。譬如，1990年代我同荷兰人合作了一个项目：北京庙宇的空间分布。北京的庙宇主要包括佛教的寺院，道教的宫观、道庵，还有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基督教、天主教的教堂，以及满族萨满教的堂子。要研究这些庙宇在一个城市里如何分布，有何特征，在城市的运转中起何作用，就得首先搞清楚它们在哪儿。而社会局曾经在城市里做过庙宇和庙产的调查，对于每座庙宇在哪条街、哪条胡同里面，何时兴造，有几间房，多大面积，住持是谁，里面的庙产有什么，哪些信众来这里烧香等等都登记在册，所以社会局的材料可以用。另外，研究会馆、商会、商铺也都可以运用社会局档案。我曾经在日本东洋文库找到一些关于北京银号的材料。大家都知道以前做生意用银票，由票号掌管，然后出现银号，之后才出现银行。日本这批资料就记载了银号在北京的分布。做上海城市研究，可以从地契、海关档案中寻找到资料。另外，笔记、日记、游记也都是很重要的，如外国人来到中国，他们笔下所记录的中国城市是第一手史料。我曾经利用过一些沿运河航行的笔记，看几时几刻水门开，人们应该在哪儿候潮，等潮水涨了，运河的船只才能开过去。如果你一时没有这么多时间阅读这些文献，可以先把书目找出来，然后结合你研究的哪个问题，寻找对应的资料，这就是文献的利用。

　　其次是地图，研究城市史不可能离开地图。但是要想利用地图，必须先了解到，在中国，实测城市地图的出现，基本上要到我们社会性质发生变化的时期。因为古代的城市除了京师、首都需要画得很详细之外，其他地方的府城、州城或县城地图都不需要画得太详细，而改变是在土地权发生变化后，也就是洋人来了，要开埠租界，他们必须很精确地量算哪块地是给他的，因此需要一个大比例尺经过测量的地图。在这种情况下，才推动了中国城市地图的发展，城市地图基本是在中国清朝中叶以后才成形的。古地图和现代大比例尺地形图是不一样的，古地图是形象化的。而大比例尺地图在做城市史研究的时候，大家也要非常注意。倘若真的要研究城市内部形态，要用一万分之一比例尺甚至于更大比例尺的地形图。但一万分之一以上的地图往往不在测绘部门手里，而保存在水利部门手里。所以当你要用两千分之一的城市地图，那很有可能保存在城市建设部门。

　　最后是实地考察。我对考察乐此不疲，从年轻时跑到现在60多岁，年年都出去，几乎成瘾了。我出去看什么呢？主要就是看城市的选址和功能。城市功能与地形、与水系以及交通线的关系，是我考察时的思考。2009年，我带队考察甘肃、青海交界地区的古城址。甘肃和青海交界的积石山口下来，分布着三座城，分别是宋代筑的，明代筑的，清代筑的。宋代时期修筑的城位置已经不是很清晰，只有实地考察才看得清楚。这座城临河一侧已经被侵蚀掉了，这是宋代和青唐羌（藏族）对峙时修的军事城堡，很重要。这个城址上方是明代重新修建的一个新的城堡。顺着这条路往山上走，是清代修筑的城堡。三座城址越来越往上，问题就出来了。我们在这里做调查，询问了当地人，他们说藏族放牧在山上，这城址下边居住的人有回族、有汉族、还有撒拉族，没有藏族。农业大都在城址的下方，属于河谷旱作农业；从这个城址往上一点也有农业，是明朝时候开垦的山坡土地。因此，我们从环境开发的角度来看城市选址，就会看到，明代以前的藏人是在这一带生活，后来他们被排挤到更高的山上。到清朝的时候，人们又在更高的地方修了一座城，也就是说，农田开发又往高海拔发展了，藏人基本上都被排挤压缩到半山腰上了。由此我们可以观察到，甘肃、青海地区农业经济和城市发展的历史，与城市选址、城址变动、农业开发，以及来这里定居的人口数量，都有很大的关系。

　　研究历史上的城市选址有助于现实防灾减灾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我刚才提到的视角和资料的三个研究案例，主要是城市选址和减灾防灾关系的启示。

　　第一个例子是安康城，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例子。

　　陕西安康城修筑在汉水的南岸，这个城在1981年时发生过一次大水。据当地的地方文献记载，汉江每年夏天发洪水，80年发一次特大洪水，大水都淹到了古城中第三层楼的窗台下面。当初这个城在修建的时候，城市功能就是作为陕南地区的汉江码头，因为物资要在这里转船到汉口。如果想要这座城不被水淹，就要修的高一些，可这里是缓坡地形；如果把这座城搬到高的地方，离码头就有一段距离，那么这座城作为水陆转运的功能就会立马衰落了。古人明白汉江年年要发大水，怎样能够保持水陆码头的商业功能，又不遭受天灾呢？官员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在地势高、水淹不到的地方修一座新城。这座新城很小，目的就是在大水来临的时候，能使安康城里的民众躲在这里避水。他们在安康旧城南墙外边修了两道堤，大水如果来了，也不可能在几分钟就涨得很快，就可以在大水刚来时，有人敲锣告知，然后大家迅速通过这两道救命堤逃到新城的安全地带。在历史文献上有记载，长春堤和万春堤这两道堤是在城外面挡水用的，城南兴安、安康两座城门外修了登春堤和万柳堤，我们在《安康县志》附图中可以看到。1950年代大跃进要大炼钢铁，就在这两道堤上建平炉炼铁。到了60年代，因为当地的政府官员干部不懂历史，也不好好看地方志书，认为城南中间这两道堤不起挡水作用，就把这两道救命堤给推平了。1983年那次大水时，老百姓遭殃了，没地方跑，那次损失非常大，很多人因此而丧生。这是一次沉痛的教训，这也是促使我们研究城市选址、城市交通等问题的原因。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实际上这些城市有一些附属的建筑物是当时古人总结的减灾和防灾经验。今天我们虽然已经有了地图，但是地图上往往没有注明建筑用途，如果你研究历史，就能通过文献上的记载在地图上找到这两道堤，并且能发现这两道堤的功能，由此为城市发展或者城市化提出建议。这样或许就能弥补一些伤害和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