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杜亚泉先生（1873—1933）是近代中国杰出的教育家、思想家、翻译家和科普出版家，是百科全书式的启蒙学者。其学问涉及数学、物理、化学、博物、医药、政治、法律、哲学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杜亚泉先生一生重视兴办教育和培养人才，他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科技大学和中国最早的科学刊物，主编大量教科书，对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被誉为科学报国的先驱。1993年，杜亚泉先生的故乡浙江上虞与上海历史学会联合举办“纪念杜亚泉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王元化、蔡尚思、苏渊雷、汤一介、乐黛云、庞朴等大批专家学者与会。20年后，双方再次合作，在上虞召开“纪念杜亚泉先生诞辰140周年学术研讨会”。本报精选部分会议发言，以飨读者。

　　田建业（杜亚泉先生外孙）：亚泉先生逝世时，我还不到3岁，以前只听到大人们讲，他是商务印书馆编教科书的，其他情况我就不了解了。

　　直到1992年，我在《红旗》杂志上看到龚育之先生的一篇文章。文中说，杜亚泉在自然科学方面是一个先驱者，但在社会科学方面是一个保守者、落后者，两方面合在一起，称为“杜亚泉现象”，原因在于他的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为何会有这种结论呢？杜亚泉曾经和陈独秀有过一次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辩论，当时陈独秀是革命领袖，而杜亚泉则被认为是保守一方。我对这篇文章的结论感到惊奇，想一探究竟，就到图书馆查阅有关资料。一查之下，我就对龚育之先生的结论不敢苟同了。陈独秀主张的是彻底否定我国传统文化；而杜亚泉当时主张对西方文化应该有相当的吸收却不是完全仿效。于是我想，道理应该是在杜亚泉这边啊。后来听说，浙江理工大学有一位喜欢杜亚泉思想的年轻学者，他曾经到北京访问龚育之先生，龚先生也承认，他实际上没有好好研究过杜亚泉的著作，只是按照传统的观念作出了推论。我在图书馆翻印资料时，发现杜亚泉先生在商务印书馆担任《东方杂志》主编期间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章，其中很多观点引起了我思想上很大的震动。

　　比如，杜亚泉先生说：人类的知识是全体人类在长期实践当中共同积累起来的，它必然是极其广泛、极其丰富、不断发展的，是多元的。他劝告人们不要极端地主张自己的观点，也不要轻易否定异己思想，否则就会把自己囚禁在一个狭小的知识圈子里，思想就陷于肤浅和平乏，理论就趋于停止和枯萎。我想，这不就是我们讲的思想僵化现象吗？

　　又比如，杜亚泉先生早在几十年前就指出了“不要以为政府是万能的”，他认为，社会的活力存在于社会本身，政府是没有办法创造的，政府的职责是保持社会的安宁，维持社会的秩序，保持社会活力的源泉。他还提醒政府对于公民不要过多干涉，发展工商业由企业家去做，发展教育事业由教育家去做，政府不必自己担当企业家、教育家的角色。这不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后才意识到的“小政府、大社会”吗？再比如，过去我们在处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方面，总是强调个人利益要绝对服从集体和国家的利益，否则就要被批评为个人主义。但杜亚泉就讲，个人与国家之间应该有一定的界限，国家是由个人组成的，相互之间有一定关联，如果国家漫无边界，个人就无所适从，个人和国家都会不幸。由此他指出：个人所以能够于国效力，是基于个人有完全的人格，能够发展自己的能力去做国家需要的事情；如果只注重国家，置个人人格于不顾，或缩小个人范围，就会得不偿失。因此他这样讲过：“因此个人能够尽力于国家的事情，必须使个人先尽力于自己的事情。”这些都是很辩证的。

　　我个人曾反复思考过，“文革”为什么会在我们国家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接触到杜亚泉先生的著作，仿佛进入了一个广阔无垠的思想宝库。他的言论虽然发表在近一个世纪之前，但好像很能针对我们眼前的诸多现实，他的著作是反思曾弥漫于我国社会的极左思潮的一剂良药。

　　我和我的家人以及两位志同道合的老师一起商量，我们都希望把亚泉先生的著作挖掘出来，介绍给社会。我把图书馆能找到的有关的文章全部复印下来，大家一起选择，标注句读。我的舅妈、杜亚泉先生的儿媳施亚西是华师大中文系的教授和出版社的编审，由她负责编辑。后来我们又向许纪霖教授请教，他引荐了王元化先生为这本文献作序。王元化先生看了亚泉先生的文章后，很兴奋，他告诉我，在他的研究工作中，杜亚泉的文章是空白，而杜亚泉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历史阶段的重要人物，让我提供更多文章。王先生花了几个月时间认真研读杜亚泉，最后写出了那篇著名的序言《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由于王元化先生的重视和推动，以及许纪霖、高力克等当代学者的研究，还有杜亚泉先生故乡上虞的重视，被淹没了半个多世纪的杜亚泉思想，逐渐被学术界所重视，并得到重新评价。

　　历史实践证明，思想现代化建设比其他领域的现代化建设要艰难的多。然而，正确的思想迟早会被人们所认识并接受。宋朝诗人杨万里有一首诗：“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小溪出前村。”杜亚泉的思想是一股清泉，它正在冲破万山的重重阻挠，静静地，堂堂正正地流入一马平川。愿它流得更畅，流入人们的心田。

　　熊月之（上海历史学会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近20年来，随着杜亚泉文选、文存的编辑出版，随着王元化先生与其他几位学者论述杜亚泉宏文的面世，学术界掀起一股不大不小的杜亚泉研究热，杜氏生平与思想的众多方面，包括《亚泉杂志》与《普通学报》、杜氏与商务印书馆、与《东方杂志》、与新文化运动、与白话文、与科学普及等，都得到了研究，特别是他与陈独秀关于东西文化的争论，研究得尤为透彻，其意义得到了阐发，价值得到了肯定。一个久被尘封、忘却或误读的杜亚泉，已以其博雅、开明、周详、深刻的思想家形象，站立在思想史上。对历史人物的再研究，往往是基于对现实问题的深思考。对杜亚泉调和思想、接续理论的再评价，折射的是今人对“五四”时期激进反传统的反思，对近代以来片面强调斗争哲学的深恶。在这个意义上，杜亚泉的思想没有过时，杜亚泉仍然活在当下。

　　杜亚泉是近代少有的科学家与思想家一身二任的高度复合型人才。作为思想家自不用说。作为科学家，他不光译有数学、植物学、生理学等方面教科书，编有《化学定性分析》《理化示教》《动物学精义》《植物学》《矿物学》等科学著作与教科书，是清末民初翻译、编辑科学教科书第一人，还对多门学科下过很深的功夫。

　　杜亚泉对于数学、化学、生物学兴趣尤其浓厚，所下功夫尤深。杜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是从数学起步的。他通过自学，由初等而中等而高等，可以担任数学教习，编写教科书，翻译对数表。化学是自然科学中与传统学问差异最大的学科。杜亚泉主编的《亚泉杂志》刊登有关科学的文章总共40篇，其中关于化学就有19篇，可见他对化学兴趣之浓厚。他使用的化学元素名称有76种，较此前江南制造局所译63种多出13种。他编的《化学工艺宝鉴》，述及化学工艺30余类千余种，举凡合金、镀金、冶金、玻璃、珐琅、人造宝石、陶器着色、火柴、油漆、墨水、漂白、防腐、肥皂、毒物及解毒等，应有尽有。生物学中，杜亚泉在植物学、动物学两方面都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研究与介绍工作。他编校的动物学教科书中，有关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动物的演进及灭绝是一大特点；书中关于石炭系、二叠系、侏罗系、白垩系的介绍，关于始祖鸟为爬虫类与鸟类之中间物的介绍，均为其他教科书所少见。他主编的《植物学大辞典》、《动物学大辞典》，都是中国该学科的第一部大辞典。前者集13人之力,历12年之久,是当时教育部审定公布、各省长通饬采用的教科书。东吴大学生物系主任、美国科学家祁天锡也认为：“自有此书之作，吾人于中西植物之名，乃得有所依据，而奉为指南焉。”近代生物学是与进化论联系在一起的。杜亚泉在介绍生物学知识的同时，准确地介绍了进化论理论。他不是简单地复述达尔文学说，而是介绍整个进化理论，介绍了进化论的主要概念，介绍了进化论演变的过程，特别提到了拉马克的“用进退废”理论对于达尔文的启发和影响。

　　与杜亚泉同时代，中国也有兼通西学的科学家，诸如李善兰、徐寿、华蘅芳、任鸿隽，但他们基本上是某一方面的专才，且他们都不是思想家。与杜亚泉同时代，中国也有具备比较丰富的科学常识的思想家，诸如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章太炎等，但自然科学在他们那里，仅是常识而已。他们很少会从某一科学的内在理路出发，进行今人所谓的跨学科思维。

　　正因为杜亚泉具有一般人所不具备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复合视野，所以，他的见解，常常能别具只眼。“五四”时期，陈独秀激烈贬中褒西时，他力斥其非，列举中西环境、历史不同，所趋自异。在陈独秀那里，中西之异亦即古今之异，中西之别即为落后与先进之别，复杂问题被简单化处理。而在杜亚泉那里，中西之异则是事物多样性的表现，复杂问题被还原其复杂本相。杜氏所据学理，在生物学界，则是共识，后来也成了人类学界的共识。民国初年，许多人惩于政治腐败、社会混乱、道德沦丧而非议共和，诋毁革命，他投袂而起，肯定革命。他以十年与五千年作为立论单位，以小变与大变、常例与特例作为概念元素，说明“五千年来专制帝王之局，于此十年中为一大结束；今后亿万斯年之中华民国，乃于此时开幕。则非十年以来之小变，实五千年以来之大变，而不可以常例论矣。”他还从思想文化层面，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联系、发展角度，论述这十年变化的价值，指出“且此十年内之变局，不特在吾国历史中，为上下古今时势转移之枢纽；即在世界历史中，亦为东西两洋文化交通之关键……他日者，因两文明之接合，辟伟大之境域于精神界上，固不能不以此十年为孕育胚胎之时代矣”。

　　杜氏立论基础，就是源于生物学界的长时段视域，源于变异性与保守性辩证统一的原理。对于清末民初的那场变局，他从五千年的悠长历史与全世界的广袤范围，长宙大宇，凭空鹰瞵，所见自与庸常有异。

　　关于杜亚泉思想特色，蔡元培有一概括：“先生既以科学方法研求哲理，故周详审慎，力避偏宕。对于各种学说，往往执两端而取其中，如惟物与惟心、个人与社会、欧化与国粹、国粹中之汉学与宋学、动机论与功利论、乐天观与厌世观，种种相对的主张，无不以折衷之法，兼取其长而调和之；于伦理主义取普泛的完成主义，于人生观取改善观，皆其折衷的、综合的哲学见解也。先生之行己与处世，亦可以此推知之。”杜亚泉的折衷与综合，并非陈独秀一度非难的那种简单调和，而是在对两端意见进行抽丝剥茧、穷根究底剖析之后的兼取其长，是周详审慎分析之后的高级综合，经得起学理的推敲，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杜亚泉逝世半个多世纪以后，人们重读他的文章，还会惊服他的敏锐与深邃，比如王元化先生曾感叹：“我们现在思考的很多问题，他在八十年前就注意到了，而且，思考的深度要远远超过我们当今一般人呵！”一个人的思想，不因岁月风雨的荡涤而稍减其光芒，这就是不朽！

　　许纪霖（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如果没有杜亚泉先生，中国近现代的思想文化史就缺了一块——这句话过去不敢说，现在可以说了。我自己是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过去杜亚泉在我们心中是一个负面的、保守的形象，而正面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是陈独秀等领导的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