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江泽慧率全国政协“重点区域大气污染综合防治”调研组来沪调研。期间，在与上海市政协委员进行专题座谈时，笔者在发言时提到一个建议，那就是“在各地党政领导离任时，应进行生态环境审计或评估”。最近，从四川省绵阳市传来消息，该地启动了在“一把手”离任时，将对其任职前后的生态环境状况进行对比考评的政策，使生态文明建设真正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考评的重要内容。

　　毫无疑问，此举肯定会获得舆论的一片“点赞”。大多数人会认为，对官员离任进行“生态审计”，是对长期以来“唯GDP增速论英雄”的又一次纠偏，其示范价值不可低估。

　　长期以来，GDP是衡量一个地区社会发展水平的单一经济指标，是地方政府官员眼中的“指挥棒”。这种只顾把经济搞上去，却以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发展模式，换来的只是“经济账”上的“金玉其外”，“生态账”上的“败絮其中”；对于领导干部来说，这样获得的政绩也不过是“眼前政绩”，留给后辈的却是沉重的“生态债”。这样的做法绝算不上是科学发展。

　　建立“离任审计‘生态账’”制度，就是对离任领导干部在审计“经济账”的同时，也要审计“生态账”。这种全新的制度性探索，既是对离任审计职责的修补与完善，也是改善生态环境、助推生态文明建设的一条有效的现实路径。目前各地方实行的离任审计，主要是经济责任审计，如有无因重大决策使集体财产造成严重损失，有无以权谋私、贪污、挪用公款、行贿、受贿等违法违纪的行为，有无违反财政、财务收支纪律的其他行为等。至于干部在任期内当地环境是得到了有效保护和改善，还是趋于恶化与破坏，通常并不在审计之列。

　　随着公众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环境污染问题频频曝光，矛头直指政府管理不力、监督失职。在此大背景下，对领导干部就任前和任期内生态环境情况进行评分，不仅可以更加科学、公正地评价领导干部从政得失，转变地方官员的政绩观，还有利于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可持续发展，可谓是一项“得民声、体民意”的做法，是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践行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目标愿景的重要手段。

　　不过，笔者在称赞之余，还有些担忧：“生态审计”能否达到民众预期，还有待观察。

　　从笔者于绵阳了解的情况看，虽有32项指标考核对比干部任职前后环境质量，但审计结果如何使用，上级部门并没有提及。四川省环保厅一位官员表示，若审计结果为生态环境恶化，市委、市政府可对离任干部进行“约谈，促使其认识到在任期间的生态业绩不佳，在新岗位上应重视提高生态业绩。组织部门对离任干部另有任用时，要将其生态业绩纳入考虑”。这样的设定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还有不少距离。

　　笔者认为，官员离任审计，在算清“生态账”的同时，问责必须跟上。生态环境损害的最大特性，是一旦遭到损坏，往往难以弥补或者说弥补成本很高。因此，对损害生态环境行为必须“零容忍”，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如果仅是“约谈”、“重视”、“纳入考虑”，不免让人们对“生态审计”的实效抱怀疑态度。并且，考虑到生态环境的损害在短期内不易立竿见影显现的特性，问责还应“终身追究”。如此，方能让“生态审计”成为官员头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不仅如此。问责的意义，应该是对于离任官员形成一种警示氛围，以儆效尤。毕竟，“生态审计”只是一种事后监督，对环境的损害已然造成。如果审计意见或审计决定具有一定的法律或行政效力，是对官员惩处的重要依据，这就会形成一种倒逼机制，倒逼官员在任期内平衡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特别是，如果能把审计结果与干部的任前实绩结合起来，亦可以作为防止官员“带病提拔”的又一个前置条件。

　　总之，对离任官员进行任期“生态审计”固然值得称道，但严格的问责必须同时跟上。否则，仅仅满足于通报、约谈，“生态审计”的功效还得打一个折扣。

　　(作者系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市侨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