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新常态”的基本点是增长速度的逐步下降，这种分析并不全面——

中国经济的四种“新常态”

　　当前，许多分析家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点就是增长速度的逐步下降，以及债务水平的逐步调整。在我看来，这种分析并不全面。其原因在于，这种分析过多地关注宏观经济的表现，而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分析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些内涵，即哪些潜在的、非常重要的经济和社会现象将决定中国宏观经济的“新常态”表现。综合来看，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将有四个方面的重要表现。

　　表现之一：新旧增长点的拉锯式交替

　　这将是中国经济“新常态”最明显、最突出的一个特点。中国旧的增长点有两个：一是出口，二是房地产。它们将会逐步地、有一定反复地退出。其中，出口的增长将直接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而出现各种波动和反复。总体上看，因为中国经济的体量在不断增长，而世界市场将难以支撑中国出口的持续增长，所以，出口以及贸易顺差占中国GDP的比重将不断下降。但这个过程不是线性的，而是波动的。

　　在中国城市居民基本住房需求大致得到满足这个大背景推动下，加之金融市场的调整使得百姓的投资回报率上涨，房地产增长也会出现波动式的下降。这些旧增长点波动式的下降，将与新增长点不断波动式的上升，为整个宏观经济的增长带来阵痛。

　　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有三个。第一是长期性的、公共消费型的基础建设投资。这些投资包括高铁、地铁、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空气和水污染的治理等。第二是各种生产能力的转型和升级，包括高污染、高能耗的产能的升级，也不可能是线性的、平稳上升的，一定会出现波动，这与资本市场融资成本的高低以及政府产业政策的调整有密切的关系。第三是居民消费。笔者按照经济学标准重新计算了中国的居民消费，发现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自2008年已是每年上升0.7%，目前已升至47%左右。

　　问题的关键是，旧增长点的退出是波动性的，新增长点的发力也不是平稳的，因此，未来三五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出现波动。这种波动与中国传统的宏观经济波动不同，传统的宏观经济波动更多来自于总需求的波动，包括投资需求的波动，因此政府需要经常性地“踩刹车”，通过各种政策和行政手段来应对。而在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下，宏观经济波动的本质是新旧增长点的交替。这种交替将不断导致增长的内在动力不足。因此，宏观政策在这段时间基本的主题将是稳增长，采取各种措施来为新增长点催生。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可能是公共消费型基础建设投资的投入。这种投入在一定程度上讲显然需要政府来主导，这也是政府稳增长的主要发力点。

　　与此相关的是，中国经济由于国民储蓄率高企，所以目前高达200%左右的债务/GDP比例还会提高，所谓的去杠杆率的进程短期不会来到。高储蓄带来的高杠杆是合理的，关键是结构，有政府担保的长期债务大有必要提高。

　　表现之二：渐进式的经济结构调整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第二个表象事实上已经出现，那就是潜在的、渐进式的，并没有完全被观察者所识别的结构调整。这种结构的调整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劳动工资率的持续上涨，尤其是蓝领工人的工资上涨，其背后的原因是剩余劳动力的减少殆尽。事实上，当前中国已经处在资本成本较高的一个阶段，这种实际利率在3%以上的情形在改革开放年代并不多见。相信经过下一轮改革，实际利率将又会下降，毕竟中国经济的基本特点是高国民储蓄率。就算按照目前的水平，蓝领工人劳动工资上涨已经带来了资本取代劳动力的趋势，各行各业都在想方设法提高资本对劳动力的比重。伴随资本取代劳动力，资本积累将会加速。

　　二是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除特大型城市外，户籍已经基本放开，中国劳动人口将实现60年来的第一次自由迁徙。今后，中国经济的区域布局将超出行政规划的约束，呈现各城市、各地区竞争高质量人口的格局，中国的经济地理将会发生重大变化。这一进程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将极为深远。

　　三是居民消费的比重、服务业的比重均不断上涨。而且，服务业不只是生产性服务业，也包括物流、配送、电商、金融服务等消费型服务业。劳动就业的主要流向也在服务业。

　　表现之三：改革的艰难推进

　　这也将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新常态”。本轮改革的决心和目标以及覆盖面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改革的阻力恐怕也前所未有。与前几轮改革相比，当前改革的重要特点是改革动力的缺位。

　　改革的动力应该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上层推动改革的能量。这种自上而下的动力现在非常充足，中央特别成立了全面深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但问题是，本轮改革中，基层政府与国有企业显得比较被动，整体上缺少创造力、能量不足。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是一些官员激励不足，胆小怕事，不愿冒头，担心改革引发矛盾，从而导致对自身历史问题的调查和追究。

　　目前，经济领域最引人瞩目的三大改革。一是金融体制改革。这一改革目前是自上而下推进的，所以进展相对顺利，利率市场化未来两到三年内有可能基本完成，民间资本创办的银行已经开始布局，资本账户的开放也已提上议事日程。二是财政体制改革。其目前处在规划之中，重点是完善税收体制、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得到推进。三是国有企业改革。国企改革的根本在于进一步的市场化，在于把国企与政府进一步地分离，在于国企要进一步地资本化运营，但是这些方面的探索目前远远不足。总之，艰难的改革将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表现之四：国际经济领域中国要素的提升

　　过去30多年以来，中国基本处于一个接受国际经济规则、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大进程中。但时至今日，国际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已经是世界经济的“万吨巨轮”，中国经济由于国民储蓄率高企，资金雄厚，很快将成为世界第一大投资国，对外投资超过吸引外资，企业规模也随之不断扩大。

　　因此，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已经成为一个双向反馈的过程，不仅中国经济要进一步接受国际规则的要求、提升国际化水平，同时，中国也在不断对世界经济的运行规则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不断通过各种运作让国际社会接受自己的一些基本诉求。比如，参与创办包括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以此来改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国际规则的接受者，而逐步地变成一个积极务实的行动者，通过对国际经济秩序提出改革意见，让国际社会更好地接受中国经济的存在。这也是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总之，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与世界都进入到一个“新常态”。这个“新常态”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塑造新的中国与世界大格局的过程。认真分析、抓住机遇，是中国经济的所有参与者需要学习的必修课。（作者为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阅读参考

　　“新常态”一词最先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提出，是对2008-2009年发生“大衰退”之后世界经济政治状态的一种描述和预测。在宏观经济领域， “新常态”被西方舆论普遍形容为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因此，“新常态”意味着机遇，也意味着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