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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程冠军采访金冲及（右）。资料图片

　　学人小传

　　金冲及，1930年生于上海，1947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中国近代史学者，著名的辛亥革命史、民国史和中共党史研究专家，他先后任复旦大学团委书记、教务部副主任、教学科学部副主任，文物出版社总编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研究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史学会会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日本京都大学客座教授。先后主编了《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陈云传》等；和胡绳武教授合著四卷本的《辛亥革命史稿》（获第一届郭沫若历史学奖）、《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论清末立宪运动》等著作。在75岁高龄的时候，依然身挑重担，编撰出皇皇120万字的巨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80岁以后，又出版5种著作，其中的《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抉择》，获2016年中国好书奖。

　　历史像一个沙漏，金冲及是细数每一粒沙，并能够披沙拣金的人。

　　历史像一面镜子，金冲及是经常为它拂拭灰尘，并用这面镜子照见未来的人。

　　历史更像一把解剖刀，这把刀在金冲及的手中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

　　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东南的黄城根附近，有一条小巷名叫前毛家湾，如今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所在地。近代史和中共党史专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金冲及的办公室就在这座院子的一间老式书房里。

　　2019年初春的一个下午，我第一次来到这条神秘的小巷，采访了慕名已久的金冲及先生。88岁高龄的他满头银发、红光满面、笑容可掬，说起话来并没有想象中的高深和严肃。他操着略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既轻松愉快，又温暖平实，几句寒暄下来，让人如沐春风。

　　为民族立志

　　1930年12月，金冲及出生在上海。他中学时就爱读史书，初中一年级的历史课程得了98分，小小年纪便读过《史记》、《纲鉴易知录》、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等书籍。

　　顺着古代史，金冲及又渐渐走进中国近代史以及历史研究方法这一领域，陆续阅读了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和《补编》等学术著作。中学时代对历史书籍的大量阅读，对金冲及后来走向历史学研究起了引导入门的作用。

　　1947年，金冲及考入复旦大学史地系（1949年改为历史系）学习。之所以选择历史专业，他思想上有过斗争，因为以后找工作很困难。而那时的高校招生，是一所一所大学单独进行的，金冲及还报了另外一所大学的化工系，也被录取了，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前者。

　　在金冲及看来，历史讲的是人类和中国社会怎样一步一步地演进，是古往今来那些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最动人的历史场面和最有智慧和才能的历史人物，读起来能够吸引人、打动人，能够扩大眼界、增长智慧，越深入就越会被它所吸引。

　　进入大学之后，金冲及起初非常用功。但眼见社会状况的一天天崩坏和国民党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他实在无法平静地埋头苦读了。

　　在2003年第3、4两期的《中共党史资料》上，刊登了金冲及中学好友丁彬荣保存的金冲及1947年底至1948年初共40天的日记。这些日记真实记录了当时的情形。

　　写这些日记时，金冲及才读大一，1947年的严冬，上海街头每天都有冻死的难民，同济大学学生首先发起劝募寒衣的活动，复旦大学地下党组织抓住劝募寒衣和不久后的抗议九龙城事件这些合法活动，发动团结了一大批学生，开启了一个新局面。

　　1948年1月29日，同济大学抗议校方开除100多名学生，进京请愿，复旦大学学生支持声援，国民党当局调动军警进行了残酷镇压。那天，金冲及始终在场，他目睹了军警马队冲入密集的学生队伍，用马刀乱砍；学生们退回同济大学礼堂举行抗议晚会时，淞沪警备司令突然登台，厉声讲话，军警们冲入会场；被赶出会场后，学生们在严冬的广场上被分成一堆一堆地坐着，面前是军警的一圈刺刀；最后在深夜中，学生们被军警武装押送回校，行列里有人低声哼唱着《跌倒算什么》。

　　这些刻骨铭心的场景，让金冲及终生难忘。那一次，他被校方记了一次“大过”。

　　面对如此情形，一个有正义感、有血性的年轻人怎能只埋头读书呢？民族危亡、国难当头，血淋淋的现实让金冲及横下了一条心，全身心投入当时的爱国民主运动中。

　　那段时间，金冲及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和党的理论，他第一次看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时封面上印的是“文章讲话，叶圣陶著”，仿佛是叶圣陶写的书，其实里面别有洞天。这样编印主要是躲避国民党的检查。

　　1948年年初，金冲及秘密加入了党组织。8月，国民党政府特种刑事法庭以“扰乱治安、危害民国”的罪名传讯并通缉了他。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被秘密地安全转移了。

　　上海解放后，金冲及重新回到复旦大学，先后担任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学生代表）、学生会主席、第二届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因为忙于各种社会活动，他常常缺课，即使如此，复旦大学的系统专业教育对他的影响依然很深。

　　当时，有一批名师给金冲及上过课，如周谷城、周予同、谭其骧、胡厚宣、蒋天枢、冯雪峰、唐弢、章靳以等。正是在这些名家大师的熏陶之下，金冲及心中树起了一根“怎样才算是做学问”的标尺，逐渐懂得了研究历史的方法。

　　也正是这段时期，金冲及利用课外时间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这些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在他头脑中深深扎了根，且终身受用。

　　为史学立心

　　1951年，金冲及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留校，先后担任校团委书记、教务部副主任、教学科学部副主任等职。最初，他还是希望能回到自己最喜欢的历史专业，但一想到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如果此时就各奔前程，自己良心上过不去。从那时起，直到2004年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的岗位上离休，除去“文革”中的几年，除去开会和调研，金冲及几乎每天都是坐在办公室里上班，前前后后共53年。

　　1952年，复旦大学党委鼓励有条件的党政干部在系里兼课，当时叫“双肩挑”。这自然是金冲及十分愿意的。全国院系调整后，教育部规定大学历史都要设置中国近代史课程，而此时的中国近代史主要是指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段历史时期。在过去的史学传统中，很多人不把中国近代史看作是一门学问，老先生们也极少涉及，这给了金冲及一个难得的机遇。

　　从1953年起，金冲及开始给复旦大学学生讲“中国近代史”，1960年起又陆续带过5个研究生（当时叫“副博士研究生”），这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工作者。而在金冲及看来，讲课更是一次非常好的学习过程。

　　金冲及说，他第一次发表史学文章，事前并没有想很多。那是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号发表了胡绳的《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一文，影响很大。文中提出，可以用阶级斗争的表现作为中国近代史划分时期的标准。金冲及当时教这门课已经一年有余，有了一些想法，觉得应该把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状况结合起来，作为划分中国近代史不同时期的标准，两者是一致的或有联系的。

　　1955年春节，金冲及在办公室值班，想着该把这个意见提出来，就用一整天时间撰写了《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寄给《历史研究》编辑部和胡绳商榷。没想到《历史研究》很快就发表了，引起史学界的重视。金冲及也由此得到了胡绳的关注。

　　1955年，金冲及撰写的《论1895年到1900年英国和沙俄在中国的矛盾》一文，发表在复旦大学学报之上。这是他第一篇利用原始资料写成的长篇史学论文。1956年，他又发表了《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谁》，《人民日报》学术版专门介绍了这篇文章。

　　那几年，金冲及一年只写一篇论文。他认为，与其一年写十篇文章都在原地踏步，不如用心写好一篇文章，力求能有所长进，努力做到写一篇文章就进一步。“事实证明，在研究工作刚起步的时候，这样做是很有好处的。”金冲及说。

　　1965年，金冲及根据组织安排被调到文化部工作。没想到“文革”很快爆发，他先是被作为“当权派”给绑回复旦大学，接着又受到各种莫须有罪名的审查。其中有三年时间，他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种水稻，当地天气酷热，稻田里的水蒸气有一尺多高。有一次，金冲及实在没有撑住，晕倒在田里，发烧超过40℃，幸好被及时送到卫生所救醒。

　　1972年，马王堆汉墓发掘成功，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先将《文物》等三个刊物恢复起来。这一年年底，金冲及被调到文物出版社工作，先后担任副总编辑和总编辑达10年之久。由于工作需要，他系统补充了考古学的相关基本知识，甚至为弄懂文物的历史背景，还用一年的业余时间读完了《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后来又在二十四史中挑出十四种进行研读。

　　这段经历使金冲及深刻体会到，无论在什么样的工作岗位，即使是原来不熟悉或不期望的岗位，只要全力以赴地投入，总会有所收获。如果只是因为本职工作不符合自己的愿望，就一味应付了事，其结果只能是时间白白浪费掉，还一事无成，那才真的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