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伟人立传

　　1981年夏天，时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的李琦为编写《周恩来传》，通过中央组织部把金冲及调去，先是借调，到1983年正式调入。1984年，金冲及担任研究室副主任，1991年又任常务副主任，直至2004年离休。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主要任务，一是编辑出版党和国家以及主要领导人的文集、文献汇编，二是研究这些领导人的思想和生平。金冲及做得更多的是后一项工作，他主编了《毛泽东传（1893—1949）》《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共同主编了《毛泽东传（1949—1976）》《陈云传》《李富春传》，前两种分别获得第三届和第一届国家图书奖。他也曾在八个月的时间里，在胡绳的主持下，参与编写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写人物传记，主体是写人，要写出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一生的经历和发展。把一个人写活并不容易，何况是伟人和著名人物。对此，金冲及下了大功夫、细功夫、苦功夫，他把大量时间用来翻阅浩如烟海的原始档案，细心弄清每一件史实。

　　在编写伟人传记时，金冲及特别注重处理好六个关系——

　　一是传主和历史环境的关系。讲一个人，一定要把他放在比较宽广的特定背景下考察，包括当时的时代气氛等。二是思想和行动的关系。人的行动都是由思想来指导的。写人物传记要花很大的力量去弄明白他是怎么想的。三是正确和失误的关系。写人物传记，容易产生“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毛病，用科学的态度来写，才真实可信，才能经得起历史检验。四是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既然是写个人传记，主要的内容当然是写传主，也要写他各个时期上下左右的人，这才是活生生的历史。五是性格和事件的关系。对重要的历史人物，要选择他在一些重大历史关头的表现，也需要写一些他与亲人、朋友、身边工作人员等接触的小事，这样才能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六是叙述和议论的关系。人物传记，主要是叙事，议论的文字要寓于叙述之中、用在关键处，画龙点睛。

　　为伟人写传，需要掌握大量可靠的原始资料。为此，金冲及查阅了大量的党史资料。可以说，金冲及是系统查阅并熟悉毛泽东、周恩来档案的专家学者。

　　在编写《周恩来传》时，金冲及专门征求了邓颖超的意见。邓颖超表示，周恩来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的传怎么写由组织和中央决定，她个人不发表任何意见。

　　《周恩来传》出版后，邓颖超要身边人每天给她读二十分钟。听完后，她对传记的文风十分满意，专门找金冲及去家里谈话。邓颖超对金冲及说，这部《周恩来传》是一个创新，比较完整地反映了一些重要历史情况，并且澄清了一些问题。

　　除负责编写领袖人物传记外，金冲及还参加了一部分领袖人物年谱的编辑工作。在他看来，年谱是中国一种古老的史书体裁，是人物传记的别体，但同传记相比又有差异：传记可以根据作者的认识，着重叙述并剖析传主一生中的重要事件，而省略一些次要环节。在行文时，也不必过分拘泥于时间顺序。年谱则不同，必须严格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逐日记录。这样，纵向上可以更细致地看到谱主的思想和活动怎样一步一步地发展，横向上可以更容易看清谱主所面临的客观环境。读者在阅读传记时没有弄清的一些问题，往往可以从年谱中找到答案。传记和年谱两种体裁，各有所长，可以互相补充，但不能相互替代。

　　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之后，金冲及依旧承担了不少工作，他感觉自己可利用的时间还是有限，想做的事还有很多。

　　金冲及在75周岁的第二天，就开始动手撰写《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这部书从中日甲午战争一直写到2000年，金冲及的研究范围正好包括清末到改革开放这100多年，他有机会接触到较多的原始历史资料，也亲历了很多历史事件。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共120万字，金冲及不会用电脑打字，只能用笔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将近三年时间才完成，2009年9月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2010年获得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随后，201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七十后治史丛稿》。2012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应对三大战役的》。2014年，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新旧中国的交替》。2016年，三联书店出版了《联合与斗争：毛泽东、蒋介石与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第二条战线》等。金冲及的一批有影响力的史学著作相继问世。

　　以史明道，以史鉴心，以史警世。从对民族危亡的思考而走向史学研究，到对中国道路的自信而为伟人立传，为了自己热爱的史学事业，在一座小楼里，冬去春来，寒来暑往，金冲及奉献了自己的全部身心和精力。

　　为后学立范

　　金冲及著作等身，其学术思想和治学品格也被后学视为榜样。他的儿子金以林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史学会副秘书长，是一位民国政治史、教育史、国民党史的研究专家，孙子金之夏也受父辈影响，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进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攻读研究生。

　　史学界习惯称金冲及为“金老”，已过天命之年的金以林也有同学和同事叫他“老金”，金之夏在家里家外则理所当然地被唤作“小金”。对此，金冲及风趣地说，我们家三代人搞史学，依次为金老、老金、小金。“三金”有时会在家里讨论史学话题，有时甚至会出现激烈的争论。

　　对于史学研究，金冲及告诫年轻人：“知识面要宽，但随着年岁增长和基础知识的积累增多，研究工作应该考虑确定一个重点方向。这样，精力才能集中，研究才能做得更深透。不能老是东一枪西一枪，什么都弄一下，结果什么都只能如蜻蜓点水。”

　　关于如何处理好日常工作与学术研究的关系，金冲及的体会则是：“开始做史学研究对我来说只能算是‘副业生产’，有时甚至只能算‘业余爱好’，在晚上八九点后和节假日进行。”“我的体会是要突破两个思想障碍：一个是‘等’，总想等条件好了再大干一番；再一个是‘怨’，抱怨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这两种想法都徒劳无益，反而把时间白白浪费掉。唯一的办法就是经过盘算确定研究工作的目标，然后抓紧每一点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下狠心干下去。应该担负的其他工作任务，一定认真负责地做好。自己研究工作的进度可以调整以至推迟，但目标决不放弃，不动摇。”

　　金冲及回忆，他与胡绳武合作完成的四卷本《辛亥革命史稿》，150万字，就是在业余时间写完的。“当时的确下了狠心，走不到，爬也得爬到。而且，那时年龄还不大，精力比较旺盛，只要合理安排，持之以恒，仍可以‘双肩挑’，而且‘两不误’，这是为事实所证明的。”

　　在谈及做学问的诀窍时，金冲及说：“从史学专业的角度来看，我认为问题意识、广阔视野、严谨学风和文字表达等都很重要，但重点是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是陈寅恪先生提出来的，周谷城先生也说过，你如果能提出一个好的问题，文章就成功了一半。胡适说，对人要在有疑处不疑，治学要在不疑处有疑，他的话不全对，但说的也是要能发现和提出问题。研究，就是为了解决问题，这和写一般的宣传文章完全不相同。宣传是将‘已知’的道理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使别人能比较深地理解；而研究则是要解决‘未知’的问题，变‘未知’为‘已知’。两者都很重要，但毕竟有所不同。”怎么样才算真正具备了“问题意识”呢？金冲及指出，一是通过研读有关史料提出问题；二是读史料要边读边思考，包括对已有思考的反思；三是要充分重视问题的全部复杂性。“可以说，有了问题才会去寻求解决。问题意识，不仅是研究的方法，应该说也是研究的动力。”

　　2014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金冲及的《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他之所以要写这部书，目的就是想提高党史工作者的思考和研究能力，“先后主持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的胡乔木和胡绳，在编写的过程中有许多次讲话。这些讲话，对读者了解这本书的基本思路和一些问题，如为什么那么写，对提高党史工作者的思考和研究能力，都有帮助。”

　　胡乔木和胡绳讲话时，通常只有四五个人在场，并不准备发表，讲得也比较随意。由于长期的职业习惯和训练，金冲及对这些讲话做了详细记录。这些记录在他的笔记本中搁置了20多年。记的时候，字迹相当潦草，别人不易辨识，有些话对不了解当时语境的人而言，更不易明白。

　　“如果不赶紧整理出来，将来成为废纸实在可惜，心里总觉得欠了一笔账。”所以，金冲及花时间把它整理了出来，希望对后人有所帮助。

　　2016年，三联书店推出“金冲及文丛”，至今已出版了《向开国领袖学习工作方法》《生死关头》《转折年代》《联合与斗争》《第二条战线》。这套文丛深受读者喜爱，畅销不衰。而在编辑出版的过程中，金冲及又发现了一些新的史料，例如陈诚、胡宗南、钱大钧等人的日记，便把书稿要了回来，重新进行修改和补充。

　　为史求真，为学求精。“走不到，爬也得爬到”，“路是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就像一场接力跑，前人到达的地方，就是后人继续前进的出发点。”这就是金冲及的治学精神和人生态度。

　　有人镌刻历史，有人融入时代，有人既镌刻历史也融入时代，这就是近代史和中共党史专家——金冲及。

　　（作者：程冠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诗人、作家、理论工作者，先后任《学习时报》记者、中央党校理论网采编中心主任，现任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邵建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