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和李必湖（左）、尹华奇（右）在试验田中。

　　袁隆平捧着沉甸甸的稻穗，它们承载着他的梦想。

81岁的袁隆平参加气排球友谊赛。

袁隆平在海南三亚市荔枝沟国家南繁育种基地考察。

袁隆平寄语：禾下乘凉梦。

　　8月9日，是袁隆平90岁农历生日。

　　从赤脚下田，到穿套鞋，再到田边……时光飞逝。在本该“颐养天年”的年龄，他依然坚持奋斗在科研第一线。

　　从1964年开始研究杂交水稻起，他把大半辈子都交给了稻田。1973年实现三系配套，1986年提出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1995年研制成功两系杂交水稻，1997年提出超级杂交稻育种技术路线……他在稻田里走的每一步，都引领着我国杂交水稻技术的发展。因为在这个领域扮演了创始者的角色，他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梦想永不止步。如今，超级杂交稻在大面积示范情况下已经达到了每公顷17吨的产量，“高产更高产”是他永恒的目标，他正在向每公顷18吨的目标迈进；另一方面，袁隆平正带领耐盐碱水稻科研团队努力攻关，要在8年时间里于盐碱地推广1亿亩耐盐碱水稻。

　　鲐背之年，他的眼里依然是金灿灿的稻田。远方一串串饱满充实的稻穗，那里承载着的,是农民辛劳一年的寄托，还有老人的梦想。

　　人物档案

　　袁隆平，江西德安人，1930年9月出生于北平，1953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第六至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工程院院士。致力于杂交水稻研究，发明“三系法”籼型杂交水稻，成功研究出“两系法”杂交水稻，创建了超级杂交稻技术体系，使我国杂交水稻研究始终居世界领先水平。截至2018年，杂交水稻在我国已累计推广超90亿亩，共增产稻谷6000多亿公斤。袁隆平团队为80多个发展中国家培训了14000多名杂交水稻技术人才。为确保我国粮食安全和世界粮食供给做出了卓越贡献，先后获得国家技术发明特等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改革先锋”等多项国内荣誉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以色列“沃尔夫奖”和美国“世界粮食奖”等近20项国际大奖。

　　为农民做实事是学农者应有的义务

　　在中国，袁隆平应该是知晓度最高的科学家之一。年纪大的，感叹于他对“解决了十几亿中国人吃饭问题”的贡献；年纪轻的，除了经常听闻老人的传说，还制作出“让你们吃得太饱”等袁隆平爷爷系列表情包，并使之广为流传，以另类的方式向老人的贡献致敬。

　　前不久，袁隆平又一次因为“飙英语”火了——在长沙举办的中非农业合作发展研讨会上，袁隆平献上一段英文致辞，赢得网友的纷纷点赞。

　　之所以说又，是因为两年前，袁隆平凭借一场20多分钟的英语演讲，使#袁隆平飙英语#瞬间成为热门话题。

　　可是，他却谦虚地回应：“不懂英语的人才说我英语好，我的英文是broken English。”

　　在国际学术活动中，袁隆平经常运用英语进行交流。这与他在青少年时期打下的基础密不可分。中学时代，他在几乎全英语的环境中学习，便已经达到了看英语电影百分之八九十能听懂的程度。

　　他最为感激的，是母亲的教育启蒙。“英语启蒙只是一个方面。母亲的教育影响了我一辈子，尤其在做人上，她教导我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她总说，‘你要博爱，要诚实’。”袁隆平说。

　　袁隆平一生与农结缘，与农相伴，但他却不是普通农民家庭的孩子。父亲袁兴烈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即后来的国立中央大学），母亲华静是教会学校的老师。袁隆平在北平协和医院出生，得名“隆平”，小名“二毛”。根据出生证的记录，袁隆平由林巧稚大夫接生。

　　在袁隆平的童年记忆里，无论那个年代多么动荡，父母从未放弃过让袁隆平兄弟姐妹读书的机会。

　　可是父母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全力支持孩子上学，到考大学时，孩子却要选择学农。“小学一年级，郊游时看见一个美丽的园艺场，非常喜欢，心中特别向往田园之美、农艺之乐。随着年龄增长，愿望愈加强烈，学农成为人生志向。”袁隆平回忆，“但父母不同意，父亲让我学医、学理工，母亲说学农辛苦，要当农民等等。我便和母亲争辩学农的重要性，说以后也要办园艺场，要有田园乐。”

　　父母最终尊重了孩子的选择。

　　袁隆平如愿以偿进入农学殿堂。他在西南农学院的农学系遗传育种专业学习四年，觉得肩上沉甸甸的。“看到当时农村的贫穷落后，我是有点雄心壮志的，立志要改造农村，为农民做点实事。我认为学农的就应该有这个义务。”袁隆平说。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生物学者米丘林、李森科的“无性杂交”学说是权威论断。所谓无性杂交，就是通过嫁接和胚接等手段，将两个遗传性不同品种的可塑性物质进行交流，从而创造新的品种。它否认“基因”的存在。

　　起初，袁隆平也按照这个路子走，他尝试把光合作用强、制造淀粉多的月光花嫁接到红薯身上，希望提高红薯产量。第一年，他“大获成功”，土里挖出了大个红薯，上面也结了种子。然而，到了第二年，把种子播下去，却只长出了月光花，地下根本没有红薯的影子，怎么回事？袁隆平对植物“无性”产生了深深的疑问，“这种方法不可能改变作物的遗传性，植物也是有性别的”。

　　1957年，袁隆平在《参考消息》上看到DNA的双螺旋结构遗传密码研究获得诺贝尔奖，意识到现代遗传学已进入分子水平。从1958年起，袁隆平逐步接受并认可孟德尔等人的遗传学，并认识到了基因学说、染色体学说对改良品种的重要性。

　　那时候，袁隆平下定决心，一定要解决粮食增产的问题，不让百姓挨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