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之路

　　王西京出身于西安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不是书香门第，也没有家学渊源。幸好，这是在西安。这座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将深厚的文化积淀公平地赋予城市里的每一个人，而少年王西京近乎贪婪地吸收着这一切。

　　从小，王西京就流露出对绘画的热爱与天赋。西安人杰地灵，画家辈出，老师经常带着一群爱画画的孩子到画家工作室，与画家面对面交流。渐渐地，老师发现王西京的出类拔萃，他也逐渐把爱好变为坚定的志向。

　　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在王西京十一二岁时，一位名叫余正常的画家，从中央美院毕业，到西安一个文化馆工作，正在办自己的个展。王西京每天都去看，不仅看，还临摹。展览最后一天，临近闭馆，王西京还在展厅。余正常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你知道这个展览是谁的吗？”王西京吓了一跳：“知道，是余老师。”“我就是余正常。”余正常一边翻看王西京的一摞画稿，一边说：“我已经观察你一周了，你每天都来，非常有心。”尽管看了一周展览，这却是第一次见到画家本人，王西京赶紧站起来鞠了一躬。

　　从此，余正常经常让王西京去自己的画室，两家住得特别近，王西京没事就往那儿跑。余正常毫无保留地教给他中国画的历史、发展、演变，画论和中国画基本的笔墨技法，并带着他拜访西安美术界的前辈。

　　在那个年代，师生之间仍以中国传统的师道维系着纯粹的关系。王西京家境不好，学画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单购买笔墨纸砚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余老师就把他自己的宣纸、笔墨给我，让我每天临摹三张《芥子园画谱》上的东西，这是他给我的作业。”回忆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王西京历历在目。

　　1962年，16岁的王西京初中毕业。多年之后回忆，他感慨命运的转折可能就在一瞬间，升学进入西安美院附中的过程，可谓是惊心动魄的48小时。

　　那年暑假，西安美院附中的招生通知来得很晚，下到王西京所在的初中时，学生都已经放假回家了。邮递员把招生通知往学校的信插上一放就走了。幸好，班上一个同学在一天早上取信时，发现了招生通知，第一反应就想到了王西京——当时他在学校画画很出名，王西京不去这个学校太可惜了。

　　同学拿了通知，骑着自行车赶到王西京家中，却得知王西京去西安的纺织城工地打工挣学费，走了已有十几天。由于离家30多里路，王西京就在那儿吃住，要一个月后才回家，连妈妈都不知道他具体在哪儿，也没法联系。

　　同学不死心：“那我骑自行车找他去。”下午赶到纺织城，当年纺织城有5个厂都在建设中，工地上人山人海，没人会记得一个打工学生的名字，于是就挨个工地找。找到天黑，终于在四厂的工地上找到了王西京，当时他正拉着水泥，满身灰。一看通知，第二天就是报名截止日期，王西京连夜赶回家，准备作品和简历。

　　中午12点截止报名，王西京在10点赶到报名点，却发现招生办已经收工。一问，得知只报400人，报名已满，招生组已经准备回校。抱着一卷画的王西京在那个夏天的中午，遭遇人生第一次重大挫折。他决定拼一拼，贸然去找负责招生的老师，正说着，突然看见一群学生围着一个老师走过来。他就是胡明，西安美院附中负责招生的老师。

　　胡明今年90多岁了，他的九十大寿、85岁生日、80岁生日，都是王西京给他过的。他一直记得那个夏天，在马路上看到一个孩子抱着一卷画，向他走来。

　　让我们再回到那一幕。

　　王西京叫了一声“老师”，深深鞠了一躬，见胡老师愣了一下，便赶紧介绍自己：“我是一个考生，刚刚接到通知，连夜准备了作品，可是赶到这才发现报名已经结束了。我就想让您看看我的画，如果您觉得可以，能不能给我个机会；如果不行，我也就放弃了。”

　　胡明望着眼前这个满脸诚恳与汗水的孩子，同意了，“行，打开吧”。王西京就在马路上摊开了自己的画。胡明看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话：“给他拿一张表。”这六个字改变了王西京的人生轨迹。

　　后来，王西京顺利入学，胡明还成了他的班主任。胡明很爱才，更欣慰自己没有看错。王西京一进附中，就一发不可收拾，成了学校有名的业务尖子。

　　回忆这段往事时，王西京几乎清楚地记得每一个细节，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他感谢余老师、胡老师，感谢那位给他送通知的同学。他们做事的目的很简单，让王西京继续画下去，不求任何回报。而王西京能做的，就是更好地画下去。

　　1966年，王西京考上西安美院，大学录取通知书已经寄到家中。然而，“文革”爆发，学业中断。人生的磨难，有时候会打垮一个人，有时候却像筛选器，能历练出一个更大写的人。

　　报社生涯

　　耽误了两年，王西京被分配到工厂工作，成为一名基层工人，干过水工、电工等工种。王同学成了王师傅，画画似乎已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但业余时间，他没有停笔，坚持给《西安日报》投稿，有写有画，一投一个准，这是生活最大的乐趣与慰藉。

　　1968年，又一次转折来临。西安日报社复刊，在那个极左路线时代强调工人阶级要占领上层建筑，倡导工人办报，从基层工人中选拔人才——这简直是为王西京量身定制的。就这样，他从工厂调入西安日报社工作。这一年，他22岁。

　　这时候的王西京并没有想到，自己在报社一干就是18年，贯穿整个青年时期；他更不会想到，报社的锻炼为其今后的中国画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作为一名老新闻工作者，王西京见证了那个年代是怎样做报纸的。“没有电脑排版、电脑制图，全是手工，插图也得手绘。排完版面文字，配图就是我的工作。”晚上7点多才知道版面什么样，11点就要交稿，给王西京的时间只有3个多小时，要完成三到四张插图，还不能随便画，这是要印40万份，第二天全城撒满的。

　　18年，王西京几乎每天都在画，一幅插图就是一幅创作。比如，一篇报道写的是一位解放军战士冲向一辆受惊的马车，保护了旁边的孩子。为这篇报道配图，车和马，战士还有孩子他们都得在一张画上表现出来，谈何容易。

　　“一幅画的创作时间只有40分钟，还包括看稿子的时间，就跟考试一样。一开始还拿着铅笔打草稿，后来熟练了，我能不打草稿直接拿毛笔画。天天如此，这是新闻界对一个画家成长的磨炼。中国画讲究胸有成竹，这个底子我打得非常好。”王西京笑着说，当时还经常要去第一现场画速写，画家当摄影记者用，体育比赛、文艺演出、劳动车间、建设工地，一边看一边就画出来了。年年如此，这样的经历，在画家中恐怕仅王西京一人有过。

　　对于速度和质量的双重要求，严格锻炼了王西京的造型能力和观察能力，逼着王西京的眼睛要像照相机一样，“收集”生活的方方面面。工人有电工、锻工、水工，农民有犁地的、播种的、收割的，街上的卡车、轿车、三轮车、自行车……看一眼，就记住了，这样在遇到要画什么时，他就能不慌不忙地“默写”出来。

　　除了繁重的新闻工作，王西京还主动给自己加码，接出版社的任务，在有限的业余时间创作过20多套连环画，一度在全国都画出了名气，如反特题材的《林中响箭》、表现抗战的《渡口小艄公》、民间故事《牧童阿扎提》、英雄人物《孙天柱》及《毛主席在延安的故事》等等。

　　“当时我有一个信念，不能让自己闲下来，不能让自己产生惰性。年轻人，面对的诱惑很多，唱歌跳舞打牌打球……我就用这种办法给自己压任务，出版社有截稿日期，不完成不行。”王西京说。

　　青年时代的王西京，阴差阳错进入报社，却意外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其中固然有巧合，但若他随波逐流，停下了手中的笔，那一切也就不会发生。他迎着命运赋予他的安排，画好人生每一处转折，坚韧、从容。

　　一方水土

　　时间进入了20世纪80年代，王西京依然是报社的美术编辑，1983年，他当选为西安美协主席。画是画得越来越好，那下一步该怎么走？

　　1986年，王西京40岁，已届不惑。这是一个对他来说十分重要的年份，他离开干了18年的报社，开始创建西安中国画院。整个中国都进入了万象更新的春天，属于王西京的春天，他蛰伏了18年的春天，尽管姗姗来迟，但天下知春。

　　如果以40岁为分界，之前的王西京只想画好自己的中国画，那之后，他要让陕西画家走向中国，让中国画走向世界。

　　2012年，在王西京担任第四届陕西省美协主席期间，主席团策划并组织“长安精神国际作品巡回展”，他带领整个创作团队沿着丝绸之路，走遍20余个国家和地区；2016年至2019年，他带领陕西艺术家代表团，连续三年参加巴黎秋季艺术沙龙，并于2019年在西安成功举办秋沙西安春季展览。

　　西安和巴黎，两个文化名城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相遇。

　　尽管拥有各种头衔与职务，但说起王西京，大家第一反应还是他的人物画，他也一直没有停下过画笔。

　　中国画分为山水、花鸟、人物，而王西京从一开始就喜欢画人物。他认为，人物画和人的交流是直接的，直接传达人的情感。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生生不息，这个伟大而多难的民族，凭什么能将文化一脉相传，这与民族精神有关。这种精神通过人物的品节、风容、风骨表现出来——人物画传达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

　　政治家、哲学家、军事家，科学家、艺术家、作家……王西京迄今已经画了400多个世之英才。画人物画要与不同人物的心灵去沟通，就要用不同的表现手法和不同的情感体验。

　　同样是诗人，李白和杜甫就是两种性格，一个是天马行空的浪漫主义，一个是忧国忧民的现实主义，所以前者画得豪放，后者要画出沧桑；同样是女性，李清照和杨玉环不一样，李清照有一种家国忧患的气质，王西京画的时候往往给她鬓角带点白发，而杨玉环则更多地呈现了盛唐文化的自信与高贵；同样是小说家，蒲松龄和曹雪芹也不一样，都在写梦，一个是写梦的达成，一个是写梦的破灭，而异曲同工的是对没落封建帝制下，知识分子命运不济的深深的体味与同情。

　　王西京娓娓道来这些笔下人物，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画人，画的是思想，是精神。画一个人，不是画他，而是画他所代表的人群，同时也是画自己。

　　要得其神，王西京的经验是，要先读懂他的作品。王西京画的最多的人物之一是清代文人郑板桥。“他是一个清官，在潍坊为官时，为老百姓办了不少好事，有名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画他，就不能用太多颜色，因为他为官清廉，两袖清风。”王西京说，“画郑板桥，是在画中国的士，是在画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风骨精神。而你画他，说明你也崇尚这样一种精神，你在与历史人物对话。”

　　在西安这座城市，衡量时间的单位动辄是千年，过于浩大的历史感有时让个人反倒有些不知所措。毕竟，人生短短几个秋。

　　尽管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买不起笔墨纸砚的小男孩，但王西京对西安的感情、对故土的眷恋，让他从来没想过离开这里。他曾说：“作为本土美术工作者、土生土长的西安人，从学生时代到工作至现在，没有离开过这个城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养一方美术家’。没有商洛山，也就没有贾平凹；没有白鹿原，也就没有陈忠实。我的成长历程，离不开这座优秀的古城，离不开我脚下这片黄土地，更离不开长安文化精神的传承。”

　　作为十三朝古都，西安的历史太深厚。王西京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把中华民族比喻成一棵大树，树冠就是深圳、上海，树身就是北京、南京，而树根就是西安。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的南墙面上，悬挂着王西京历时7个月创作的鸿篇巨制《黄河·母亲河》。当时他接到任务，第一反应就是，“我要画的是大国的文化气象”。后来，在为这幅画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说，这样的画只有陕西画家画得出来。

　　王西京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曾写道：“我生长在陕西，我热爱这里。我相信，我深受她的影响……”至今，当你漫步在关中的原野上，在那呼啸的夜风里，在一座座气象恢宏的汉唐帝王陵阙下，历史的力量、历史的辉煌都在强烈地呼唤着每一位真正的艺术家，衷心感激这块神圣且神奇的沃土。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王西京画历史，而历史书上也一定会有他的名字。

　　（作者：蒋肖斌，中国青年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