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为无名者做传

　　陈彦的笔触描摹着剧团里的苦乐悲欢，也捕捉着舞台下的艰辛苦痛。2015年，他的长篇小说《装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照亮了现实的一角盲区。

　　《装台》描写了一群常年为专业演出团体搭建舞台布景和灯光的劳动者。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有四个演出团，需要大量的“装台人”，陈彦和他们打过不少交道，彼此很熟悉。写小说的念头是由两个场景激发的：陈彦习惯清晨锻炼，经常在研究院的院子里，看到空地上胡乱仰卧着众多刚收工的装台苦力，他们脸上的憔悴与疲惫，击中了陈彦的柔软。如今，提到这个画面，陈彦唇角抖动，几近落泪：“我觉得，他们是值得被书写、被记住的。”

　　陈彦的院长办公室在三楼，窗户对着舞台的后台口，装台施工人员常在这里抽烟、休息、吃饭，他们之间的对话能清晰地飘到陈彦的耳边，“这些人交谈中的信息量极其密集，他们有故事。”他要为这些渺小者、无名者做传。

　　小说聚焦在装台的小工头刁顺子身上，他手下管理着二三十号人，到处找活儿。劳碌的奔波和持续的病痛外，他的家庭鸡飞狗跳，第三位妻子蔡素芬、亲生女儿刁菊花、养女韩梅纷争不断。刁顺子人如其名，处事以“顺”为先，他对剧团大小演员、各位领导卑躬屈膝，对待蛮横的女儿刁菊花，完全丧失了父亲的威严和自尊，放任自流、予取予求。全书基本上看不到他任何的奋起与爆发。

　　但在陈彦的理解中，刁顺子不是纯粹的窝囊、懦弱——面对庞大生活场域的碾压，他必须做出乖顺的转圜，甚至以“奴才相”去博得施舍，才能在无所依傍的境遇下养家糊口。强硬不能提高他的地位，忧虑挤压着他的个性，但他依旧保持了善良，帮衬着穷弟兄，抚慰着妻女。在陈彦看来，刁顺子这样的“渺小者”，凡庸而高尚。

　　刁菊花是陈彦精心塑造的典型人物。她撒泼耍赖、寄生在父亲的血汗上，毫无感恩之心，辱骂继母和姐姐，杀戮残疾小狗。但通读全书，读者不会一味憎恨，也会交付同情。“刁菊花的变态性格有自身的原因，更是时代奢靡之风的产物。她的父亲赚不到什么钱，无法填满她的物质欲望。同时，刁菊花面容丑陋，而这个社会逐渐讲究‘颜值’，她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看到他人有一点儿舒心，便心生嫉妒，陷入了毁灭的疯狂。”

　　当刁菊花有望跟随大伯去澳门发财后，她如同脱胎换骨，变得厚道、体贴，获得烟酒商谭道贵的爱情、准备出国整容时，她第一次对父亲有了孝敬的举动。这种反差让刁菊花的形象获得了社会学的意义——她并不是个天生“泼妇”，而是逼仄环境扭曲成的畸形怪胎。这也正是这部小说的意义所在，让虚构的“这一个”找到社会生活的对应。

　　评论家李敬泽写下了这样的推荐语：《装台》或许是在广博和深入的当下经验中回应着那个古典小说传统中的至高主题：色与空——戏与人生、幻觉与实相、心与物、欲望与良知、美貌与白骨、强与弱、爱与为爱所役使、成功与失败、责任与义务、万千牵绊与一意孤行……此处是盛大人间，有人沉沦，有人修行。

　　在全书的结局处，陈彦战胜了大团圆的诱惑，让一切归零：刁顺子娶了工友的遗孀做第四位妻子，刁菊花的爱人谭道贵因卖假酒获刑，失去经济支持，她的整容半途中断，一无所有地带着塌陷的面容回家，与新继母战火再起……“刁家的好运是短暂的，‘改头换面’谈何容易！轻浮廉价的许诺会背离现实主义的原则，矫揉造作，虚幻不实。”陈彦说。

　　刁顺子还将继续腾挪在循环的困境中，如作家阿来所说，《装台》写出了古往今来莫之能御、无从逃遁的生命之重。

　　3 持守恒常的价值

　　很难衡量，文坛和戏剧界的陈彦哪个更成功：《主角》颁获茅奖，2018年登临“中国好书”文艺类图书榜首，同时还获“施耐庵文学奖”；《装台》也荣登2015年“中国好书”文艺类榜首，并斩获“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而戏剧界的顶级奖项同样对他青睐有加——三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获得首届“中华艺文奖”，戏剧作品三度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先后五次获“五个一工程奖”。

　　和小说创作共通的是，陈彦在编写戏剧时，从不接受“命题作文”，只有在被打动、有感悟的时候，才会动笔。

　　现代戏《迟开的玫瑰》绽放在1998年。在当时的普遍观念中，女性只有受教育、当白领或者做生意、住别墅，才算实现了人生价值。这部戏却反其道而行之，女主人公乔雪梅考上了大学，却因老父瘫痪、弟妹年幼，放弃了求学机会，撑起了家庭。陈彦说，他的身边有很多这样的“背运大姐”，她们托举了至亲，自己却黯淡于家务劳作中。陈彦认为，命运是冷酷的，能够一往无前，抵达光鲜亮丽，是奢侈的幸运。变故和困顿难以躲避，无奈的收缩屡见不鲜。陈彦希望，通过《迟开的玫瑰》，呈现社会塔底的负重，向牺牲了青春与前途的平民英雄致敬，释放出他们被遮蔽的光华。

　　《迟开的玫瑰》问世至今，多家剧团移植，在舞台上存活22年，演出上千场，观众累计达百万人次以上。

　　《大树西迁》的戏剧矛盾同样集中在一位女性身上。剧作以交大西迁为背景，生在上海、留过洋的高校教师孟冰茜习惯了优裕的条件，虽然出自对于丈夫的感情，来到了西安，但一直想着东归。退休后，孟冰茜如愿回沪，却发现自己的情感根系已经移栽到了西部，耄耋之年，她自愿返回古都。

　　西迁是个宏大的主题，陈彦思索过众多表达的路径，最终还是落在一个觉悟不高的普通教师上，“起初孟冰茜不是先进分子，她保留了朴素的愿望，想让全家过得舒适。但西部人的热情与仗义，助她渡过了危机与难关；西部人对事业的执着，感动了孟冰茜，召唤出中国知识分子血液里传承的使命意识。”

　　本想朝历史题材转向的陈彦又将精力投给了《西京故事》。“我住在西安的文艺路地区，附近有个自发的劳务市场，我常去走动，和这些农民工聊天，发现其中有个群体，是追随着上大学的孩子而来。在城乡间的鲜明对比中，他们如何自处？如何获得内心的安宁？”陈彦难以抑制思绪的沸腾，改了又改，一写三年。

　　《西京故事》中的罗天福本在乡村任教，女儿罗甲秀、儿子罗甲成双双考入名牌大学，他带着老伴进城，以做饼的手艺给子女攒着学费和生活费。但儿子罗甲成在贫富差距中迷失，自卑作祟，丧失了直面现状的勇气，甚至出走挖煤。面对儿子的动摇，罗天福站立于做人的底线上，寸步不让，最终让罗甲成认识到，诚实劳动才是安生之本。这部戏首轮演出即过百场，“观众反响热烈，缘于主创人员的审美表达与他们焦灼的人生命题相遇、碰撞，并提供了解答。”

　　在陈彦看来，无论写小说还是编戏剧，都要去寻找“永恒主题”，它们存在于生活里，当被重新排序、演绎后，会成为始终照耀人类前行的灯塔。创作者要善于洞察时代的颠簸，通过重现普通人的心灵悸动，为弱势群体发言，持守着恒常的价值，感知他们灵魂深处的崇高。

　　4 搞创作要关紧门窗

　　去年年底，陈彦调入中国戏剧家协会担任分党组书记，在与笔者交谈的两个小时内，他被公事打断了近十次。

　　但在陈彦看来，职务工作不会干扰他的文学创作，反而能够源源不断地输送素材，“不能抱着脑袋凭空想象，要感知烟火气息，咀嚼现实，化枣成泥。”

　　为写《大树西迁》，陈彦在上海交大住了35天，在西安交大住了四个半月，采访过100多位相关人士，录音攒了几十盘。他提醒想要投身文学的年轻人做好“两个要害建设”，一是下苦功去感受生活，二是花大力气去阅读书籍。

　　陈彦的身上流淌着一股清新隽永的书卷气，他安静斯文，话语缓慢，时而凝神沉思，斟酌用词。虽然注册了微信号，他的朋友圈里内容稀落，也没有电子邮箱，写作之外，远离电脑。对觥筹交错的热闹，陈彦也不感兴趣，应酬能推就推，下了班就往家走，吃过饭便钻进书房，过得规律而简单。每次出差坐飞机，陈彦都要在行李箱里塞上几个大部头，在高空中仔细阅读。有时即将降落，书没读完，他还会暗自祈愿：再飞一会儿！

　　陈彦的书单覆盖了历史、经济、哲学等诸多领域，他认为，合格的创作者要做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没有足够厚重的知识支撑，情节必会苍白缺血。“以己之昏昏，必不能使人昭昭。要呈现一瓢水的体量，必须要有一桶水的库存。”

　　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期间，陈彦每天晨跑一小时，利用这段时间，他背诵了大量元典，包括《道德经》《逍遥游》《齐物论》《秋水》《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近期，陈彦在重读四大名著，“小说是一个国家文化样貌的镜子，无论如何吸收借鉴外来资源，都不能以埋没自己的传统为代价，我希望通过研究经典，效法先贤，找到民族化的表达方式。”他说，中国的水土，应该生长出适合本国人欣赏的文字。

　　陈彦承认，新媒体会在一定程度上重塑现代人的阅读习惯，但他并不认为纯文学会一败涂地。在百花齐放的今天，没有一种文艺形式能够独霸天下。深沉的思考阵地长存，因为它稀缺而珍贵。想要在文学上有所建树，就要耐得住寂寞，不能左顾右盼，也不可投机取巧。

　　陈彦分享了个人的心得：“创作得把所有的急躁关在门外，用无形的绳子把自己捆起来，越紧越好，有时我感觉自己像个粽子。不要说你多苦多累，关紧你的门窗，把苦累诉说给自己听，能最终解开绳索搭救你的，只有你自己，那就是把那个要你命的作品完成了。”

　　有个题目一直在他的脑海盘旋——他曾经主持过两个单位近千套房子的分配，每次风声传来，总能搅动起巨大的漩涡，喜剧、悲剧、闹剧轮番上演，令人目不暇接，他相信这个题材能带出不少东西。

　　当被问到未来是否有书写“北京故事”的可能时，陈彦表示，创作应该是在密集的生活褶皱深处，思想情感的自然引爆。“我来京尚不足一年，只算个异乡人，也许十年后，切肤感受到这座城的冷暖时，会有所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