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术的角度看，话语系统是一定学术共同体的语言规范，包含该学术共同体成员共同研究的问题、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由此推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话语系统必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所要研究的问题、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若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这似乎不是一个问题，但若从我国近3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实际来看，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最初采用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话语系统，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话语系统。这种话语系统的错位，一度阻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进入21世纪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研究的开展、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深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和新的思维方式，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新发展。2010年的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年会和2013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的“第十三届马克思哲学论坛”，都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为主题，标志着新一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开始。在新一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也是最具有突破性的论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书写方式，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书写方式的深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话语系统。鉴于此，本文追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书写方式的讨论思路，进一步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话语系统及其建构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出现话语系统错位的缘起

　　客观地说，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出现话语系统的错位，是由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实状况决定的。

　　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此之前，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话语系统。这给人一种假象，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这一种话语系统。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话语系统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为典范的，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中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基本范畴和基本线索。一方面，人们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的原理来整理和裁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史料，舍去了东方社会理论、帝国主义理论、文化领导权问题、生态问题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中未涉及的内容；另一方面，人们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为主线，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发展史，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表述为马克思主义物质概念的进化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基本原理的发现和发展的历史。在这一叙述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内在逻辑消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性特征和富有个性的创造性思想被湮没了，剩下来的只是抽象概念的演绎。这样叙述出来的“哲学史”，只能称得上是对已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注释，而不是作为一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话语系统的形成及其特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话语系统之所以不能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是因为其本身不是研究性的，而是应用性的，即其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社会功能。

　　历史地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话语系统最早形成于19世纪80年代。彼时，随着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体系形成，西欧各国的工人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工人阶级的政党，产生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们要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教育工人群众，提高其觉悟。但马、恩创立的唯物史观的理论极其复杂，要掌握它，对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来说都是一件难事。为解决该难题，考茨基把马、恩创立的唯物史观简化为几条基本原理，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决定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等，然后结合工人运动的实践来解释这几条原理，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话语系统。

　　这一话语系统在苏联得到了强化。1938年，斯大林为了阐明布尔什维克政党的哲学基础，撰写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即“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系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分为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三大块：辩证法讲四个特征，即普遍联系、运动、量变质变和内在矛盾；唯物论讲三个特征，即世界的一切现象和运动都是物质的存在、物质决定意识、世界及其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原理在社会生产和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其基本原理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之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米丁、康斯坦丁诺夫、尤金等以这几条基本原理为纲，编写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把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以及苏联的实践作为这几条原理的实例加以叙述。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话语系统系统化和完善化了。

　　基于苏联在共产国际中的主导地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成为东欧各国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话语系统也就成了苏联及东欧各国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语系统。就中国而言，艾思奇撰写的《大众哲学》和1949年以后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都采用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体例和表述方式，并以此为根据，撰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通俗读本。这些成果很好地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功能，但一旦超出该功能，这套话语系统就不起作用了。因此，中国学术界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反思和批判，力图从中建立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话语系统。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话语系统的形成及其特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话语系统形成的基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史的深入研究。这项工作的开创者是马克思本人。马克思在《神圣家族》第六章“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一节中，论述了哲学史的研究方法，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简述了自己的思想史，从而证明，哲学史是研究思想史的科学，而他自己的哲学就是人类思想史的一部分。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整理出版了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二卷、第三卷，还写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概述了马克思和他创立新哲学的思想过程，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方式。苏联在20世纪20至30年代开始整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编辑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出版了《列宁全集》，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史研究。与此同时，柯尔施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角度论证马克思主义是哲学，从而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传统。正是从这一传统中，发展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话语系统。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话语系统的形成看，其具有两个方面的规定：第一，它是哲学史中的一个分支，具有哲学史的内在规定；第二，它有着特殊的题材，有着自己的内在逻辑和不同于其他哲学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这两个规定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话语系统的性质和研究方式。

　　从性质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话语系统是研究性的。根据黑格尔对哲学史的规定，哲学史的任务是揭示人类理性的发展，而人类理性是存在于现象背后的本质的东西，因此，哲学史的研究需要抽象思维。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话语系统也要受制于这一规定。由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话语系统必然有复杂的理性结构，要使用哲学的独特语言来表达。

　　从研究方式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语系统采用的是创造性、历史性的思维方式。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话语系统的研究方式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话语系统的研究方式，是从一定的概念或公认的前提出发，从中演绎出问题和观念，这是一种非历史的研究方式，其作为叙述方法是可取的，但作为研究方法却是抽象的和形而上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话语系统所采取的研究方式，是在哲学的历史和现实的张力中提出和思考哲学问题，是一种创造性的、整体性的思维方式，也是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的思维方式。从这一方面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不是叙述已经发生的历史，而是从已发生的历史中探寻人类未来前景。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话语系统的性质和研究方式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性学科，它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史，去发现新材料、新问题，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观念。由这一特点所决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不能简化为几条基本原理，但它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和大众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源头活水。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建设的价值所在。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武汉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