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来，我注意到在中国有许多男人，还有不少女人，喜欢挂在嘴边的一个说法是：“那（更）适合女人。”

　　刚开始，我还认为诸如此类居高临下对女性表现出低期望的表述，不过是个别人的看法，但我渐渐发现，这句话代表着社会对女性角色的普遍认知。

　　几年前，我跟一位女性朋友，同时也是我的导师聊天。她是人们心目中那种“高学历精英”——普林斯顿本科，哈佛博士，她完全有理由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自豪，可她告诉我，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并没有完全改变。比如，哈佛商学院的“精英”中，仅有一半女性能够搭建和维系家庭，但大多数男性却成功做到了这一点。很多女性的工作时间至少不比丈夫短，下班后还得继续挑起更为繁重的家务，担负起照料下一代的“神圣职责”。拥有大学和研究生学历的女性，从劳动力市场隐退或转型为兼职的比例，达到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

　　35年来，美国女性一直在高等教育阶段以数量优势压倒男性。在哈佛及其他一度被男性垄断的精英名校里，性别天平也已获得平衡。政府、家庭、大学都砸下巨额资金，去“平等”地培养女人，可落后僵化的性别观念却使其毁于一旦。

　　大学时代，我们有机会接触到“女强人”的典范：导师，被鼓励通过参与课外活动和关注女性社团来拓展自己。我遇到一些年轻男士，也喜欢约会自信、敢于发声的女人，并且关心性别公平问题。在哈佛，我从未被告知，因为我的性别而受到某种制约或束缚。这种静默无华的启示所赋予我的自信，比先前18年都多。在此之前，我都接受并顺应了“众望所归” 的未来——早早结婚、生子，然后将我的事业让位于我的家庭。我未曾质疑这是自己的选择，还是别人以家庭和社会期望的方式强加在我身上。

　　在哈佛见识过众多作出各种个人与职业选择的女性后，我开始明白，我对自己所持有的这种特定期望，源自从成长环境中条件反射般习得的对于女性的特定假设，它看似无害，实则包藏“祸心”。生命中很长一段时间，我打磨自己去形成特定观念里所谓的“女性气质”，而此种观念正是扎根于不同的性别期望——作为女人，我理应知道怎样炊羹造饭、奉箕拥帚；我理应仪态娇柔、甜美可人；我理应于20多岁迅速嫁人；我理应成为照料一大家子人的主心骨；我的丈夫理应挣钱比我多……诸如此类认为女性在才智和决断力上劣于男性的预判，并不适用于教育上占据优势的女性。但是，不管在美国还是中国，内嵌着偏见的社会期待，远远滞后于今日女性所受的教育。

　　瞧瞧，当一个男人说办公室工作“适合女人”时，我从中听到的是：“女人是柔弱的，不应工作太辛苦。”当一个女人说，等有了孩子后将只做兼职工作，因为这样的生活方式“适合女人”时，我从中听到的是：“女人应当让她们千辛万苦获得的学位和可能的职业发展靠边儿站，因为这些都不如男人们的成就重要。”当有人说送孩子去学校“更适合女人去做”时，我从中听到的是：“带孩子是女人的工作，男人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在我看来，所有这些其实就是“双重标准的强权和低期望”。现今，中国51.35% 的大学本科生和51.46% 的硕士研究生均为女性，这意味着女人的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并且比男人接受着更好的教育。如果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依然被偏见所束缚，那实在是教育投资的一种失败。

　　没有什么能比大学更好地影响年轻人，倘若待到毕业时，这些年轻男女还被“双重标准的强权和低期望”所绑架，那么，被扯住后腿的并不单单是作为个体的他们，还有他们所身处的社会和这个世界的发展。大学必须要做的是：塑造它的学生，让他们超越周遭那些因循守旧的条条框框和偏见，去思考、去行动。

　　（作者是麦可思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