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重新成为投资热点，从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未来十年我国经济有望仍保持快速增长。新华社发

　　■ 深圳特区报驻京记者 李萍

　　提 要

　　当前，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速仍十分重要。没有一定的速度，扩大就业、提高收入和改善民生就没有物质基础，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也无从谈起。因此，我们既不能不顾发展环境和条件变化，盲目刺激经济增长，也不能放任经济减速跌出合理区间。

　　抓紧近两三年的时机，以调结构为着力点，释放改革红利，使实体经济重新成为投资热点，从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未来十年我国经济有望仍保持快速增长。

　　要以简政放权为突破口，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使政府的行政方式更加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和自我调节作用，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这是改革发展的大势所趋。

　　“明年GDP增幅‘破八’的可能性并不大，未来7%至9%是我国经济的合理增长区间。”对于如何正确看待我国的经济发展走势，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抓紧近两三年的时机，以调结构为着力点，释放改革红利，使实体经济重新成为投资热点，从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未来十年我国经济有望仍保持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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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至9%是我国经济增长合理区间

　　2012年我国GDP同比增速“破八”，为7.7%，进入1999年以来经济增速的最低值，由此，关于我国经济遭遇“拐点”、面临“硬着陆”等担忧的声音不断。对此，范剑平认为，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阶段的变化之中，也就是“换挡阶段”，这是主动调控的结果，有利于结构调整，未来7%至9%是我国经济增长合理区。

　　“从去年的四季度经济增长7.9%，到今年一季度7.7%，二季度7.5%，确实让大家捏了一把汗，国外出现唱空中国的声音，称我国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可能要硬着陆，甚至有一些投行把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速度预测看低到个别季度不排除3%。”他分析指出，今年第三季度GDP增速较第二季度反弹0.3%，已呈现稳中有升、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预计全年将在7.4%至7.9%之间平稳运行。

　　同时，他强调，30年来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在10%左右，8%至12%曾被认为是我国经济的合理增长区间。但是，随着基数扩大、劳动力总量减少、环保成本上升等因素使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在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已经降到了8%，所以，“十二五”时期，7%至9%将是我国经济的合理增长区间。

　　“从应对‘钱荒’等一系列事件上可以看出，国家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和结构性改革的决心大。总体上看，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没有滑出‘下限’，物价涨幅没有超出‘上限’，主要经济指标处于年度预期目标的合理区间。”他说，“当前，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速仍十分重要。没有一定的速度，扩大就业、提高收入和改善民生就没有物质基础，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也无从谈起。因此，我们既不能不顾发展环境和条件变化，盲目刺激经济增长，也不能放任经济减速跌出合理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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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政放权释放改革红利

　　“严格说，经济结构是体制的投影，未来进一步推进体制改革，解放生产力还有很大潜力。目前人们对体制抱怨很多，在悲伤主义者来看这是差距，在乐观主义者看来就是潜力。改革是最大的红利，也是此意。”范剑平说，“未来，要以简政放权为突破口，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使政府的行政方式更加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和自我调节作用，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这是改革发展的大势所趋。”

　　他举例说，在2020年前我国仍将保持较高储蓄率，如果不保持较高投资率是资源闲置浪费。我国要改的是投资模式，政府不要再大包大揽搞投资，政府主导的投资模式投资效率低，应让给企业去干。

　　“为推动经济每个百分比的增长，所需的信贷的增长、投资的增长比过去多得多，实际上边际效应下降了，这不是政府进一步加强审批可解决的。由政府为企业选投资方向从过去历史来看并不成功，如光伏产业，所以这种选择应交给企业和市场，以减少无效投资，提高经济效益。”他说，比如从正面清单管理到负面清单管理，如果在投资方面推行“非禁即入”，将有利于我国投资结构改善。

　　他说，今年以来中央已取消和下放了2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同时还在逐步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推动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等，这都体现了新一届政府进一步简政放权，依靠市场之手推进改革发展，“释放改革红利”的决心与信心。十八届三中全会能够对改革方向和路径予以进一步明确，推出一揽子改革方案，打造中国经济真正的“升级版”。

　　“有人担心会不会‘一放就乱’，我认为，可能会小乱，却可以避免大错误。”他说，“当然我国下一步改革任务不一样了，过去是考虑如何把蛋糕做大，未来要考虑如何把蛋糕做大和如何分配好蛋糕，这是未来改革的双重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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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力度培育新增长点

　　“经济要明显回升向上走，还需要培育出新的增长点。”范剑平分析指出，要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发挥自主创新对结构调整的带动作用，支持企业牵头实施产业目标明确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推进产能过剩行业兼并重组、扶优汰劣，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他说，要大力支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大对有市场发展前景的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信息技术产业和信息消费、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以及绿色环保领域的资金支持力度。这些产业和领域或者是引导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导产业，或者是有利于发挥我国经济竞争力的传统优势领域，或者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结构优化升级的重点环节，或者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力抓手，是支持的重点方向。

　　他重点强调，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他具体解释说，我国劳动力成本相对仍较低，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产业配套能力强，加上国内市场需求大，现代先进制造业仍将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但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相对较难，这需要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才能实现，而科技发展需要周期。

　　他认为，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够健全，科技人员贡献没有得到很好承认，我国的研发投资与经济发展需要相比不够。建议未来要进一步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严格执法，提高科技人员地位，吸引企业加大科技研发投入。真正拥有知识产权的技术成熟了，能形成新的产品，甚至新的产业，就将形成新的投资热点。

　　范剑平强调说，在这两三年中，如果能够抓紧有利时机，下决心调整结构，积极培育新的增长点，完善制度、鼓励科技创新，新的增长点逐步形成以后，可以不依赖房地产也能够保持7%以上的增长速度，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就算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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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城镇化要以人为核心

　　范剑平认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宏观政策在调结构的时候尤为重视扩大内需，而城镇化是我国下一步经济发展最大的内需潜力，但新型城镇化要以人为核心，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

　　他说，农村人口平均消费水平相当于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几亿农村人口进城、实现人的城镇化后，有望提高其消费水平，带来消费的扩大。同时，城镇化带来的集聚效应还将会创造新的市场需求、消费需求。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但不能简单地认为，城镇化是房地产大发展的机会。”他建议，要遵循城镇化的客观规律，积极稳妥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坚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城乡统筹、节约用地、因地制宜、提高质量。

　　“过去以土地城镇化为主要内容的模式，对农民有欠帐，对城市来说也曾走过弯路。今后新型城镇化，要真正以人为本。”他强调说，在新帐不欠，老帐还要慢慢还的过程，地方政府要警惕把城镇化作为增强地方财力的手段。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还要加大为民生服务的内容，与“惠民生”紧密结合。政府要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包括基本教育、基本养老、基本医疗等，让城市人口敢于消费。同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房地产市场发展要与新型城镇化相配套，防止地王空城并存的不协调现象进一步恶化。

　　另外，他还建议，利用现代科技推进城镇化发展，把城镇化与信息化结合起来，将同时带动信息化产业的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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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结构失衡

　　“未来两三年，我国GDP增长速度高于8%的可能性并不大，但也不会低于7%，所以我国经济将赢得几年“七上八下”的结构调整的宝贵时间。”不过，他强调，我国经济最大的结构问题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结构失衡，解决两者之间的失衡，防止产业空心化，是政府要首先解决的问题。

　　他说，美国在金融危机前曾有过十年这样的失衡，当时金融业面对制造业利润下降，开始所谓金融创新，开发很多金融衍生产品，但因没有实体经济支撑，就像击鼓传花，结果风险越来越大，最后出现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已认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开始搞再工业化。而我国近年来开始出现热衷于搞房地产、搞金融，不愿意投入实体经济的现象，这很危险。

　　同时他指出，按规律来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均GDP约为2万美元左右会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而目前我国人均GDP仅6000多美元，已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大量民间资本游离实体经济，变成炒资产的“游资”和“热钱” ，出现企业外迁越南、柬埔寨等等现象。

　　“如果我国出现十年的产业空心化，十年后人口老龄化了，就会把最好的还仅剩的可能保持较高增长机会的十年错过了，那时将出现未富先老现象，掉进中等收入陷阱。”不过，他也表示，目前中央已认识到这一问题，在推进金融改革中强调加大金融业对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

　　他说，在看到我国经济发展有利一面的同时，也要看到经济结构的隐患，投资消费比率、制造业服务业比率还不是关键，真正关键是从利益分配上，要实现两个优先，一是科技创新优先，二是实体经济优先，扭转产业空心化现象，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