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思想史学家们有责任成为那些不再能代表其领域前沿的过时思想的贮存库。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例，在我刚开始研究其历史的1960年代，美国的哲学系里几乎没有什么人对黑格尔左派代表的思想传统感兴趣。在那时候，分析哲学是主流。今天，情况已经有了一些变化，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思想史让人们在时代变化后有了重新发现这些思想的可能。或者说，思想史能够保存哲学上的“濒危物种”，希望有朝一日它们还能在“野外”生存下来。以心理分析为例，在当代的心理学系，已经没有人研究弗洛伊德了，但他仍然是思想史学家们无尽想象的来源。思想史学家们让他的革命性洞见被牢记，也毫不掩饰地暴露其视野的历史性缺陷。

　　思想史的第三项任务，可能应该说是理性地重建我们现在的位置，为当代思想回溯其形成的谱系。这里的目标并不只是重新唤起我们对未定的过去、对随之而来的开放性的感受，这对于任何历史叙述来说都是重要目标，而是给予当前一种叙述的连贯性——当前是一个包含一系列问题和答案的有意义过程的顶点。即便现在看来，过去的某个答案是“错误”的，但其作为连贯历史过程的一步，也是值得深思的，有助于我们理解现在的问题。

　　文汇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英国和美国发生的新左派运动，是否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归作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

　　马丁·杰：美国的新左派有许多不同来源，有些是和国际新左派运动共享的，有些是我们历史上独有的——这部分绝大多数都是非理论的，因此我不想夸大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性。当然，马尔库塞，当时仍在美国，也是资产阶级社会——包括其对性满足的压抑——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他对“单向度”思想和文化的分析，获得了许多学生的认同。这让他们，也让那些并没有真正遭受明显的物质剥夺或社会不公正的人相信，他们也和少数族裔、被剥削工人一样，受到了压迫。其他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则不那么知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著作必须等到1970年代才被翻译成英语。不过，许多美国左派知识分子——保罗·古德曼，詹姆士·鲍德温，C.赖特·米尔斯，诺曼·布朗，诺姆·乔姆斯基，霍华德·津恩等等，都对美国在世界的作用，以及那些阻碍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和公正的理想世界的持续问题，做出批判。反文化英雄如诗人艾伦·金斯堡和民谣音乐家琼·贝兹和鲍勃·迪伦也在动员人们反对传统中产阶级文化和冷战政治态度上有非常大的影响。

　　但是，无论理论家或文化偶像的重要性如何，新左派都是在反对越南战争、反对征募年轻人去打仗，以及抗议公民权利议题等进程中形成的，这是其最重要的来源。代际间的对立不仅因为对待性、毒品和摇滚的不同态度而加重，也因为年轻人愤怒于被无情的长辈送去战场而加重。

　　如果法兰克福学派真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让知识分子和学生表达出，看似让被娱者自由选择的流行文化实际上是被上层操控的“文化工业”，以获利并压制真正的异见。法兰克福学派提供了一套语汇，对商品文化提供的肤浅易逝的快乐、及其对痛苦的麻痹提出挑战。

　　同一时段在英国，理论的重点是不同的。阿尔都塞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或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有更多追随者，而流亡时期的法兰克福学派在英国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历史，它不那么知名，即便一些人将本雅明解读为激进文化政治的资源，如特里·伊格尔顿。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杂志是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主编的《新左派评论》，其编者、作者都对大陆哲学更感兴趣，政治上更倾向于托洛茨基主义，而这些在美国都是非主流的。在英国也有强有力的本土传统，来自F.R.利维斯以及围绕着《细读》杂志的文学评论圈子，颂扬本地的工人阶级传统，试图将之与反对资本主义的文学传统联系起来，如雷蒙·威廉斯在其开拓性的研究《文化与社会》中所探索的一样。在英国，批判理论最重要的支持者是哲学家吉莲·罗斯，可惜英年早逝。

　　此外，在英国，也有一个强大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传统——E.P.汤普森，克里斯托弗·希尔，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等等。这是美国所没有的。这种传统更强调工人斗争，以坚称，工人们，如马克思所说，是历史的主体。

　　文汇报：1990年代后，中国商品经济大潮席卷而来，大众文化开始兴起，之后的全球化更加剧了文化的大众生产。许多人在这时引用“旅行”来的批判理论作为他们的话语资源——当然也还有许多其他话语在与之竞争，批判这种一切商品化的倾向。这种“杂交”，或创造性的误读，是您所乐意看到的是吗？

　　马丁·杰：我希望中国的接受是一种创造性的误读，而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这些思想已经做了很多旅行——从德国到美国再回到德国——现在来到了世界其他地方。它们总是被本地的知识传统、被研究者各自的不同经历所修正。一系列新的意涵被创造，新的问题被回答，之前未被发掘的软肋被暴露并处理。萨义德所说的“旅行的理论”是永远不能回家的，或至少如果没有经历急剧变革是不能回家的。所以，我希望也期待的是，中国的接受将是这一传统极具创造力的发展的一个新篇章，能够让欧洲和美国同道认识到这一传统的潜质。

　　我在访问华东师大时已经看到了一些这样的接受，如我的邀请者童世骏教授，与我分享了一篇他最近的文章，探讨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概念和传统中国的理性思想，特别是与梁漱溟思想之间的异同。这篇文章将会收录在《让哈贝马斯去地域化》的文集中。无疑，批判理论在美国的接受本身就是一种去地域化，现在，它正全心期待着在当今世界的新形式。

　　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将经济领域重新深植于包含道德、社会和文化价值的更大背景之中

　　文汇报：我们对现在的以新自由主义的话语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的批评，是否更多地停留在文化层面，而无法真正上升到经济、政治层面上？

　　马丁·杰：有一个经验教训就是，要避免认为这些层面都是相互隔绝、各自发展的想法。当然，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做一个区分，某种内部逻辑确实驱使着价值领域向其独特的方向发展。但是，总有一种反向的压力想要将它们重新整合起来，让文化、政治、宗教、社会关系和经济以复杂的方式交织起来。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将经济领域重新深植于包含道德、社会和文化价值的更大背景之中。尽管经济本身的内在逻辑是朝向永不停歇的增长、不受牵制的利益最大化以及生活所有方面的商品化，但是，经济从来不是完全隔绝于其运行的更大背景的，这一背景下，人类的其他需求都被考虑在内。看看我们现在面临的环境问题就知道，无论经济如何看似拥有自己必须遵循的“逻辑”，我们都必须将之整合回一个更大的背景之中。

　　文汇报：您在演讲最末所呼吁的“在全球范围内建构一个发散型的、由沟通理性贯穿其中的新一代公共空间，以应对世界经济体系的挑战”的努力尝试。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呢？

　　马丁·杰：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并没有一个单一的公共空间，即便在国家层面。现实中，尽管有着各种包容性的努力，但是只存在本地或部门的公共空间，在那里，拥有共同兴趣和共同问题的人们聚集在一起，面对面地或通过各种沟通工具来交流。最好的情况就是其成员能够被清晰的论辩所说服，而不是服从于一个不平等的权威或参与者的权力。

　　当然，今天，互联网已经创造了许多虚拟公共空间，轻松跨越年龄、性别、地域、甚至语言的边界，然而，其仍然缺乏一个寻求共识的协议，而这就是理想型公共空间的追求。许多公共空间都是争强好胜或发泄愤怒的战场，而非理性辩论的舞台，但至少它能够让人们倾听彼此论点，存在被说服的可能。既然我们不知道哪一种公共空间在这方面会更成功，最好还是让千万个公共空间都繁荣发展，而不是试图规训或限制它们。当然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限制，例如对无根据的诽谤或出格的仇恨言论。

　　文汇报：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可能成为批判新自由主义的一种话语资源吗？

　　马丁·杰：马克思主义仍然不失为一种吸引人们注意商品化的影响、劳动力剥削、资本主义持续无能解决其自身问题的有效方式。现在，在社会-经济系统层面没有一个激进的解决方案，于是我们就面临一个相对微小的任务：解释资本主义是如何能被改造以至于更加“面善”。总的来说，今天，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下的资本主义似乎太强大了，已经让我们偏离了目标。今天的世界深度交织在一起，谁都不可能与世界经济断绝往来。而马克思是敦促我们去系统性地思考世界经济问题的人。

　　文汇报：您曾经说“知识分子”起初并不是个褒义词，而有自高自大的意味。霍夫施塔特就写了一本书，论述美国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反智主义的传统。在您看来，这种传统是如何产生的？

　　马丁·杰：在受过教育的人群间，会有复杂而强烈的互动，他们会有闲暇和倾向去写作，还能接触到媒体。在现代，我们称其为知识分子，让他们发展自己的秘传思想和专门术语，而这些有时候就让普通读者望而却步。于是就有公共知识分子和学术的中介，把艰深繁难的思想以相对可亲的方式呈现出来。这其中就有思想史学家，他们会把思想放在其历史背景之中，让普通读者也能理解，在复杂持续的辩论中什么是核心内容。但这样的努力并不总是成功的。我们慷慨地让自然科学家们用术语来开展研究，不指望这些能被普通读者看懂，但对人文社会科学家，我们则没这样的耐心，总觉得他们的观点应该更容易被理解。结果，就一直存在对那些精英主义的、居高临下的反启蒙主义者的憎恨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