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方案》，知识产权法院已经渐行渐近。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如何？为什么要设立知识产权法院？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有什么重要意义？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易继明。

　　记者：目前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如何？为什么要设立知识产权专门法院？

　　易继明：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案件迅猛增长，但总体又呈现分布不均衡、赔偿额度低、审判周期长的特点。目前法院审理的案件中，知识产权侵权赔偿的额度偏低，专利侵权案件中权利人平均获赔额度为8万元左右，著作权侵权案件中权利人平均获赔额度为2万元左右。同时，知识产权审判周期过长，严重影响权利人司法维权的积极性。另外，知识产权审判尺度不一，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

　　设立知识产权专门法院，主要基于以下几个理由：第一，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加大司法保护力度；第二，统一知识产权审判标准，整合知识产权司法资源；第三，建立一支更加具有专业性和国际视野的高素质知识产权法官队伍；第四，通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促进科技创新，服务于创新型国家建设目标；第五，在国际社会中树立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新形象。

　　记者：请简要介绍一下我国开展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试点的情况。这个试点为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提供了哪些有利条件？

　　易继明：我国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提出要研究设置统一审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专门法庭，并进一步探寻建立知识产权上诉法院的可行性。有些地方法院根据本地情况，采取了民事、行政、刑事审判“三合一”模式进行试点，有的地方，则采取的是民事、行政“二合一”的模式。这些试点，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同一法院内部内设机构分立、审判尺度不一的问题。法院内部知识产权审判机制的改革试点，为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积累了经验，储备了人才，奠定了基础。

　　记者：国际上，对于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有哪些有益经验？

　　易继明：设立知识产权专业法院是一种国际趋势。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知识经济汹涌澎湃，知识产权纠纷突出，对知识产权司法资源配置提出了新的要求。1998年3月，韩国在大田市设立专利法院，受理对专利审判院（类似中国专利复审委员会）、植物新品种保护委员会审查决定不服而提起诉讼的案件。2005年4月，日本也设立了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受理民事纠纷的二审案件和行政纠纷的一审案件。2013年2月，24个欧盟成员国签署协议，决定建立欧盟统一专利法院，长达40年之久的欧洲统一专利谈判圆满结束，向欧盟统一法院制度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国外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因应了知识经济时代的大背景。其中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一是强调知识产权法院的专业性，除了法律上的专业性之外，在技术领域往往也配备相应的技术审查官或有技术背景的法官；二是法院的设立并未全面开花，而是根据案件审理的实际需求，在相应的审级或地区设立。

　　记者：你认为知识产权法院设立，有哪些重要意义？

　　易继明：就司法改革来说，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是知识产权审判从机制改革转入体制改革的一个标志，也是新一轮司法改革的重大举措之一。知识产权司法体制改革有两个基本面向：一是国际化；二是专业化。客观地讲，由于知识产权审判业务专业性强，国际化程度较高，相应的法官队伍建设较好，外部干预相对较少，尽管面临司法资源整合与协调的困难，但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应该能够一马当先，冲破既有体制障碍，成为引领这一轮司法改革的先锋。我相信也期待，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能够成为一项制度创新成果，载入我国司法制度发展的史册。

　　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将进一步加大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力度，强化全社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也会给国际社会一个强烈的信号，从而树立起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新形象。（本报记者 王逸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