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传统的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面临挑战，社会建设任务繁重，社会治理法治化成为检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如何破解推进法治社会建设难题，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近日，在由中国行为法学会和中南大学在北京共同举办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法治社会建设”论坛上，记者专访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徐汉明。

　　记者：为什么说，法治社会建设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应有之义？

　　徐汉明：法治社会的基本标志和根本要求，是实现对社会的依法治理与社会依法自治的有机统一。这意味着，法治建设的动力，由“计划型、政府主导型”向“国家主导、政府推动、社会参与”三方合力推进转变；法治建设的主体，由单一的国家公共权力主体向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居民自治组织、公民的多元主体合作共治转变；法治建设的模式，由“一元单向性”的“层级管理型”向“结构多元性”“合作共治式”的治理型转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加快法治社会建设，一方面有助于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培育有序的公共秩序；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优化“法治中国”建设的模式，进一步确立法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中的保障性地位，形成国家、政府、社会建设以“法治”为基本导向的新型合作共治发展模式。

　　记者：在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方面，存在哪些认识误区，或者说有哪些难题需要破解？

　　徐汉明：当前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相对于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建设相对滞后，这表现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管控”思维根深蒂固，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高，公众有序参与法律制度不健全，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法治保障相对缺失，社会组织发育制度环境不优，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公共安全等方面的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束缚、保障性困扰并存等等。这不仅抑制了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限制了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与法治建设的积极性，也阻碍了法治中国的全方位、一体化建设，制约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有序推进。

　　记者：您在论坛上提到，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应加快政社分开。那么您认为，应采取哪些具体措施？

　　徐汉明： 尽快出台行政补偿法，修订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加快完善社会法律体系；重点厘清社会权力（利）的边界，科学界定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在社会治理方面的权力（利）和义务；建立政府社会管理权力清单、均等化公共服务清单及负面管理清单，规制政府的社会管理权力；明确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地位、权利及其法定程序。通过这些措施，实现政府社会治理权责体系的明晰化、科学化、法治化，提升社会组织治理效能，激发社会活力，形成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新格局。

　　记者：法治社会建设离不开社会组织的培育，如何加快社会组织的培育？

　　徐汉明：完善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制度；制定与民事主体类型化体系相协调的社会组织法；构建城乡社区自治制度；通过修订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农村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相关法律，完善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自治法律体系，形成“依托社区、着眼建设、合作共治、文明和谐”的新型城乡社区共同体；构筑统一规范、科学完备的社会组织自治和城乡社区自治法律制度体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等领域的主体作用，实现社会依法自治和国家依法治理的有机统一， 实现良法与善治的有机统一，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