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城镇化迅速发展，外出务工潮波澜壮阔，许多乡村精英流失、人去地荒，中国农村正呈现空壳化的趋势。农村空壳化给村落文化带来哪些负面影响？自古以来，乡贤对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有哪些积极作用？如何发挥当代乡贤的作用，保护和传承传统村落文化？日前，记者专访了中南大学教授、中国古村落研究中心主任胡彬彬。

　　记者：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11年我国大陆城镇人口达69079万人，占总人口比例的51.27%，首次超过农村，与此同时，中国农村却呈现了空壳化趋势。请您谈谈农村空壳化对村落文化的影响。

　　胡彬彬：好的。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迅速发展，成绩是毋庸置疑的，可随之而来的问题也不容忽视。随着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使得村落被空置，甚至遭遗弃。同时，交通网络的改善、人口流动的增多和信息网络覆盖面的扩大等种种条件，加剧了外部文化渗透农村的速度，村落传统文化趋于边缘化，家庭意识淡化，安土重迁的习俗弱化，延续几千年的传统村落及其文化面临逐渐消失的危险，可谓是到了“生死存亡之秋”。

　　究其原因，在于村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缺乏有效载体与媒介。客观上，随着科技的发展，在电视、互联网等现代传媒作用下，外部文化对农村的影响越来越大，村落文化被人们下意识地视为落后，甚至可以将其遗弃的对象；同时，乡村文化精英出于仕途、经济等利益的考虑纷纷走出家乡，村落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主体越来越弱、群体越来越小。

　　记者：自古以来，乡贤对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有哪些积极作用？

　　胡彬彬：在传统中国乡村社会中，有一个士绅的阶层，他们有些人通过读书获取功名，走出乡村，在外为官，但是在他们年老退休之后，大都选择了回乡养老。他们深受儒家礼仪教化的熏陶，始终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即便是退隐在野，也不忘教化乡里，热衷于地方公益事业，如兴修水利、创办书院、赈济灾民等等，或独自捐资，或联系众乡绅共同组织，或与地方政府合作。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具有沟通地方政府与社会的权力，对于地方政府的政策，可以代表民众向州府县官进言。同时，他们又是宗族长，维持着乡间社会的礼仪和秩序。这样一个阶层，在乡村社会实践儒家的“进亦忧，退亦忧”的理念，传承着中国的传统文化，维系着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秩序。

　　从历史的经验教训来看，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乡村的治乱与否与国家的稳定密切相关，乡村乱则国家乱。而任何社会组织都离不开人，乡村也是如此，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在乡村社会中，人的作用不可小觑。

　　记者：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精英士绅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历史上的乡贤也只是散落在地方志、族谱、诗文、地方碑刻等历史文献中。他们对当今社会村落文化重建还有意义吗？

　　胡彬彬：逝者虽已矣，精神万年传。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农村为主体的社会，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历史，都有生于斯长于斯的人物，都有自己的历史记忆，而这些历史记忆，恰恰最能够引起当地人们的认同感，增强地方社会的凝聚力。历史上的乡贤，或在本地，或在全国范围内在传统社会中有所作为。他们或以学问文章，或以吏治清明，或以道德品行而闻名。

　　以湖南为例，在湖湘传统村落和村落文化的氛围中，走出的不仅仅是一代代学子，一个个举人、秀才，更有王夫之、曾国藩、左宗棠、刘坤一、魏源等将相栋梁，他们无一不是经由湖湘传统村落文化的熏陶、滋养而成长起来，最终由村落之所走向国家之殿的。今天的湖南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自己的家乡曾经出现过这么一批影响中国历史的人物，而一提到他们，湖南人的认同感与自豪感就油然而生，都会为自己的家乡贡献一份心力。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他们“请回来”，不仅能增强认同感，而且，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中国社会传统的文化理念。当大家了解这些人的时候，无形之中，传统文化理念也在“润物细无声”中浸润陶冶了一大批人。对于家乡的记忆，对于乡愁，对于落叶归根等传统村落文化，就是从对这些乡贤的向往开始的。

　　记者：当代乡贤在保护、传承传统村落文化方面有哪些作用？

　　胡彬彬：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衣食住行等物质条件的悬殊对比，越来越多的城镇居民渐渐地对自己的乡村老家趋于淡忘，甚至毫无感情。但是，正如费孝通先生主编的“乡土重建”一样，乡贤也可重建。传统中国士绅，在“国权不下县”的国家体制下，发挥了沟通国家与社会的重要作用，为社会与国家的正常运转作出了贡献。

　　村落文化重建，乡贤不能缺席。如今，乡贤的主体范围更加宽泛了，有文人学者，有政府退休官员，有企业家，有科技工作者，有海外华人华侨等等。他们视野开阔，交游广泛，虽然身在异国他乡，但是对于哺育自己的家乡念念不忘。乡贤是从乡村走出去的，他们经过了社会的锤炼与磨砺，成为社会上的精英分子。当今社会要广泛宣扬乡贤文化，呼唤乡贤回乡，将自己毕生所学及所有奉献家乡建设，反哺故园，造福一方，更以自己高尚的品德教化乡里，感召乡亲。（本报记者 龙 军 光明网记者 禹爱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