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如何理解传统乡贤文化的力量？

　　张颐武：乡贤文化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产物，乡贤文化实际上属于士阶层文化在中国乡土的一种表现形式。传统中国社会中，士阶层是社会的实际管理者，也是社会文化精神的倡导者。他们出门为官，回乡之后就是士绅，起着维护本地社会秩序的作用。

　　在古代，中国的行政只管到县一级，县以下的乡村治理就要靠士绅来维系，他们是文明的传承者和价值观的守护者，他们就是传统社会里的乡贤。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中说：“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贤文化就是维系着庞大的中国社会正常运转几千年的基层力量。

　　记者：传统乡贤文化与今天中国主流价值观契合点在哪里？

　　张颐武：如康有为在19世纪末所说，中国传统文化遭遇了“二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时至今日，中国社会仍在巨变的进程之中，这种“变局”就包括曾经深受乡贤文化滋养的中国乡村社会所遭遇的冲击，包括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民传统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发生变化，传统文化习俗与现代文明发生冲突。

　　但是，我们要看到，虽然乡土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传统社会的架构没有完全坍塌，乡村社会中错综的人际交往方式，以血缘维系的家族和邻里关系依然广泛存在于乡村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乡贤就很重要了。作为本地有声望、有能力的长者，乡贤在协调冲突、以身作则提供正面价值观方面的作用就不可或缺了。

　　可以说，乡贤是传递中西文化的“转换器”。因为乡贤对于中西文化都有较为客观准确的了解，一方面，他们扎根本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乡村的情况有同样的了解；另一方面，他们是具有新知识、新眼界的读书人，对于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知识技能有一定的把握。另外，在传统文化中，士阶层对于老百姓的意义非常重大，现在虽然没有以前那么重视，但是乡村人尊重读书人的传统没有变。所以，现代的乡贤成了传播中西文化的桥梁，让中西文化有了“可译性”，他们可以利用自身的人格魅力来感染周边的人，同时通过村民们可以接受的方式来传递现代知识。

　　乡贤也是缓和社会冲突的“安全阀”，在城镇化为代表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社会受到冲击，在改革进程中有很多难以预料的矛盾。乡贤在村里面地位比较高，村民比较能够听进去他们的意见，可以起到弥合社会分歧的作用，使社会改革进程在乡村这一层面变得更加平缓，让农民、农村顺利加入现代化进程，分享改革开放的红利。从这个意义上，他们就像高压锅的“安全阀”，可以把社会矛盾化解于无形之中。

　　记者：如何发扬乡贤文化中的道德力量，滋养今天的主流价值观？

　　张颐武：现代社会中存在两种乡贤，一种是“在场”的乡贤，一种是“不在场”的乡贤。有的乡贤扎根本土，把现代的价值观传递给村民。还有一种乡贤出去奋斗，有了成就再回馈乡里，他们可能人不在当地，但由于通讯和交通的便利，他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关心家乡的发展，他们的思维观念、知识和财富都能够影响家乡。中国传统有“离土不离乡”的观念，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农民工，只要出自农村，就算身在异乡、异国，他对于故土还是有很深的认同感的。乡贤文化对于他们的影响还是如影随形地刻在他们身上。在乡村社会结构受到冲击的当下，他们保持着精神的稳定和内心的持守，很大程度上就是传统的乡贤文化给了他们心灵的慰藉。

　　中国需要乡贤文化的复兴，但这不是传统士文化的回归，而是需要村舍民间领袖和社会体系的有机融合，精英和地方治理的有效结合。我们要避免本地生长起来的乡贤离乡之后就断了和本乡的联系，这需要政府给予支持。乡贤是乡村社会的黏合剂，他们用自己的知识和人格修养成为乡民维系情感联络的纽带，让村民有村舍的荣誉感和社区的荣誉感，这样的乡贤文化是有上进心和凝聚力的。

　　传统社会的乡贤不仅是道德模范、价值观的引导者，同时他们也是乡民行为的规范者和约束者。传统社会中的乡村，因为生活在一个熟人社会中，并不太重视法律和契约的作用，而是更加看重有威望的乡贤对于社会公正的维护。当然，我们不能回到过去那种状况。但是，我们要重申乡贤文化对于乡村稳定性的重要作用，他们的存在，让村民的行为有规范，价值有引领，这种作用是无法取代的。（本报记者 郭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