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依然是个好东西。”10年之前，当时还是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俞可平在报纸上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这篇不足2000字的文章，其影响力超过了他以往的大部头学术专著，引起海内外广泛反响。从此，他的政治学研究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学术界，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并且成为国内少有研究现实政治制度的知名学者。10年之后，他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的身份受深圳大学和深圳创新研究院邀请，参加学术会议和演讲，就政府创新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主题进行探讨。

　　俞可平教授参加了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创新型城市建设与治理研究中心、社会管理创新研究所主办了“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深圳地方的经验与探索”学术研讨会，随后又到深圳创新研究院进行学术演讲。会议期间，深圳特区报记者曾就许多问题对他进行请教和采访。他说，“我现在主要是一个学者，回到纯学术研究，当然也关心现实，但是方式会不一样，回到大学跟学生讲，主要讲学术问题。最近在大学里做过三场演讲，都是纯学问的。第一场是政治学的公理，第二场是讲权威与权力的概念，第三场是在浙江大学的演讲，题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这些都是纯学问。”

　　A “我并没有改变对民主的基本看法，民主不但是个好东西，而且要继续往前推进”

　　“我并没有改变对民主的基本看法，民主不但是个好东西，而且要继续往前推进。我一直认为中国的民主必须沿着三条道路往前推进：第一，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这样民主才能有序发展。第二，以更少的竞争走向更多的竞争。市场经济是一个竞争经济，消费者接受了好的产品，经济就有了活力。干部选拔也一样需要适当的竞争，以便优中选优。第三，要从基层民主一层层往上推进。”

　　深圳特区报记者问他，很多年前，你讲“民主是个好东西”给我们普及了民主的知识，经过这么多年来，在您的常识的普及下，很多人对“民主”有了新的理解。那么，自从您提出“民主是个好东西”以后，这么多年来民主的理论有没有什么新的突破？在我们国家民主的实践还有哪些需要完善，尤其是顶层设计和基层的民主探索如何结合？

　　俞可平教授说，我自己对于倡导民主治理从来没有改变过看法。民主就是一系列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自由、平等、公正和人权的制度安排。从整个中国的知识界来看，我们在民主理论方面应当是有许多新的进展和突破。我们通过以下四个方面来反思民主，深化对民主的认识：从中国自己走过的政治道路上吸取了教训，从反思前苏联东欧的转型中深化了对民主的认识，从对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转型中吸取教训，从西方发达国家目前面临的政治挑战中加深了对民主的认识。第一，中国以前在走向民主的目标上是有分歧的，大家为什么记住了我说的《民主是个好东西》这篇文章，因为当时有好多的争论和怀疑中国到底要不要走向民主。现在走向民主应该是共识了。第二，我们对中国怎么样走向民主，做出了很多有价值的选择或者是探索。民主不能照搬国外的，中国的民主会带有自己的特色。第三，对于民主优点和不足有了更清楚的认识，民主不是万能的，民主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但它符合整个人类进步的方向，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比民主更好的制度。第四，民主一定要跟法治结合起来。如果没有法治这个柱子支撑，民主就会倒下。第五，中国的民主只能增量发展，不能搞休克疗法，要避免突变。增量不是渐进，到了某些关键点必须要突破，只有突破才能避免突变。

　　B 所有的改革任务有一个总目标，就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作为中国民主治理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俞可平倡导“治理”、“善治”、“社会治理”、“全球治理”、“官民共治”、“增量民主”、“政府创新”、“动态稳定”、“协商民主”等而广受关注。

　　“政府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尽管‘更少统治、更多治理’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但是到现在为止，政府还是最重要的公共权力，公共权力依然是决定国家政治事务最重要的手段。发达国家不例外，对于中国尤其如此。”谈到国家治理，俞可平说，“我自己是多年治理现代化的始作俑者和推动者，我们一看十八届三中全会把这个当作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可以说是非常的高兴，很兴奋。我们觉得这是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一个部署，这个目标其实就是提出了政治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比起原来的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来说，应当是更深刻、更重要、更带有长远性。”

　　那如何理解政治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就是国家制度体系，国家制度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国家制度属于政治上层的建设，国家制度的现代化就是政治上层建筑的现代化，就是政治现代化。

　　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央制定了2020年前要实现的顶层设计320多项改革任务，所有这些改革任务有一个总目标，就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用政治学的话来讲叫“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当初提出国家治理和市场治理时，曾面对一些质疑。俞可平认为，其实这不是一个西方的概念，是人类共同的思想。统治要越来越少，治理要越来越多。治理越来越多了，原来政治统治的职能越来越少了。而且社会治理越发达、越现代化，这个国家越长治久安，因为它不依赖于某一个领导。

　　“我有一句口号——‘善政是善治的关键’，没有好的政府就没有好的治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是政府自身的治理要现代化。”俞可平认为，恰恰在这方面我们遇到挑战、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要注重政府公信力。如果人们一旦觉得政府不可信了，这个社会就无法信任了。现在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政府的公信力陷入了“塔西佗陷阱”。政府一旦公信力流失，社会诚信就会缺失，最后受伤害的是政府自己。

　　二是要注意政府创新动力不足。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举办16年，到了去年举办第8届，和前7届完全不同。过去地方政府非常踊跃地来申报，但是到了第8届倒过来了，不是大家踊跃申报，而是课题组一个个去求人家申报。只有广东和浙江两个省创新比较多。政府改革创新一旦动力不足，后果就很严重。那样，经济发展就会遇到困难，整个社会就缺少活力。

　　三是行政成本过高。最近公布了公务员数量只有700多万，但是事实上不包括合同制的政府雇员和事业单位人员，这些加在一起是个大数字。这里讲的行政成本不光是人头费，在转型时期，关键是整个的行政成本太高，出现很多浪费现象。

　　四要注意形式主义泛滥。“群众路线”首先反“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反，但是很多机关的形式主义怎么反而又有所回潮了。前段时间网上疯传江西一对新婚夫妇洞房抄党章，把一个很严肃的事变得很庸俗。我们得反思：刚刚反过形式主义，怎么还有如此严重的形式主义？到底有没有找准原来产生形式主义的原因？

　　五是要防止“一把手”权力集中，通过反“四风”，官僚主义现象从总体上有所限制和下降，但是一把手权力集中，至少有一些部门有一些地方比过去反而更严重。我到一些地方去调研，还有一些一把手摆谱，每次开会所有干部到场以后，他最后才能到，茶杯、笔记本都要让秘书放好。我们不是刚刚反过官僚主义吗？难道不包括一把手？

　　六是要注意政府管理出现低俗化倾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提得很好，但是现在有些方面甚至还出现了低俗化的倾向。我举个例子，中央限制官员公费出国，这很好。但一些地方，把官员出国的限制也用在学者身上，一年只能出国一次，一个国家只能呆5天。还有，中央的“八项规定”非常好，但有些地方把老干部和工人的正当福利也停发了。这些哪是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连正常化都谈不上。

　　C 中国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对政府治理模式的不断创新提出了更加迫切的挑战与要求，政府创新的持续性如何保持是关键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对政府治理模式的不断创新提出了更加迫切的挑战与要求，政府创新的持续性如何保持是关键，目前政府创新存在着动力不足、主体的可持续性不足、创新风险大、优秀的创新实践没有及时上升为正式的制度和政策，从而得不到巩固和推广等问题。

　　俞可平教授结合深圳地方政府创新的实际经验，认为政府创新可持续需应具备6个因素：创新项目代表社会进步的方向，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主要领导的更替和干部的绩效考核、选拔机制；相关的制度环境和政策规定，特别是上级部门的制度性规定；项目具体实践者的责任感与坚守；上级领导的素质；理论界与媒体对创新项目的支持与肯定。

　　俞可平认为，要继续推进政府创新，首先对政府创新或者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必须清楚：第一是民主；第二是法治；第三是责任；第四是服务；第五是优质； 第六是效益；第七是专业；第八是透明；第九是廉洁。政府创新在这些年有很多进步，在上述九个目标中，许多都已明确，在这里要特别强调另外两个目标，就是建设“优质政府”和“专业政府”。优质政府，就是政府的公共产品要高质量，特别是政策和制度产品。专业政府，就是政府官员要有专业知识，要区分政务官和事务官，前者是政治家，后者是技术官员。

　　其次是要找准问题和根源。上面所说的这些突出的问题，有五个方面的根源：一是有些领导思想僵化；二是制度环境有待完善；三是顶层设计需要进一步的合理和科学；第四，地方的自主性和多样性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第五，许多官员的工作压力增大，而改革创新积极性下降。

　　第三是强调解放思想的重要性。改革开放取得很大成功，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党和国家事业成功的一个法宝，这个法宝要坚持。我觉得只要符合“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四大目标和“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所有的改革都可以试。在这方面应该说深圳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我依然认为深圳还是一个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的前沿阵地，我特别希望深圳在解放思想方面依然能够引领其他的地方。

　　第四是要完善制度环境。制度环境可以塑造人的行为。制度的科学性、合理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是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条件。国家治理现代化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制度化或者叫规范化。政府治理现代化首先要有一个科学的、合理的制度。

　　第五是增强政府创新的动力。首先，要合理地划定上级政府的权力边界，增大地方政府的自主性，为各级政府的治理创新提供一个基本的制度环境。其次，制定有效的考核奖励政策，积极鼓励创新行为，给创新者以人力、物力、财力、信息和政策的保证，形成足够强大的激励力量，激发人们的创新积极性。第三，是建立容错机制。改革和创新一定会有风险，要降低人们为创新所承担的风险，支持敢冒风险的创新者。

　　第六是革新政府治理技术。国家治理现代化要回答三个问题，谁治理？依靠什么治理？怎样治理？最后就是取得什么效果。跟前面这三个问题相对应的是治理的三个要素，治理主体，治理的体制和机制，最后是治理的工具。

　　任何的治理，从国家治理，到一个小的单位，包括大学、公司、研究院的治理，都离不开这三个要素。制度制定得非常好，如果治理者的素质很差，没用。反过来讲，治理者素质很高，但是制度不好，好人都会变坏，也没用。现在有第三个要素了，在高科技的时代越来越重要，这就是治理的工具。

　　政府治理的现代化离不开现代的技术工具，除了运用法律、行政的基本手段以外，应当善于运用市场工具、社会工具、舆论工具和网络工具。各级政府一定要简政放权，做到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特别是要充分利用现代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增强政府的透明度、开放度，提高行政效率。现在有些技术大家都重视，特别是网络技术，但善用信息网络工具，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总之，政府创新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只有沿着民主法治的轨道，才能正确地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没有高度发达的民主和治理，就不可能有社会的善治和国家治理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