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大众化与民族化是学术研究工作的根本方向

　　学术工作者来自人民群众，学术研究本质也是为了人民群众，也要依靠人民群众。如果学术研究不关注人民大众，人民大众又怎么会关注学术研究？树高千尺在根深，学术研究只有立足于人民群众，才能枝繁叶茂，欣欣向荣；如果脱离人民群众，那就成了无根之木，凋零枯索。那么，学术工作者究竟该如何为人民大众服务呢？《讲话》的发表，“鲁艺”的实践，给我们指明了两个方向，一是大众化，二是民族化。

　　大众化的方向，就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讲话》明确指出，“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这就是说，要做到文艺与学术研究真正服务于人民大众，首先要做好普及工作，没有普及，何来提高？但提高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更好的普及。

　　何其芳同志创办文学研究所时，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做好普及工作。他根据各位专家的特长，邀请他们编选经典读本，反复打磨，遂成精品。余冠英的《乐府诗选》《三曹诗选》《汉魏六朝诗选》，王伯祥的《史记选》，钱钟书的《宋诗选》，俞平伯的《唐宋词选释》以及在他们主持下编选的《唐诗选》等，都是大专家编写的文学读本，前后印行数十万册，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何其芳同志又考虑如何将这些零散的普及知识加以系统化，于是仍以这些专家为核心组成团队，发挥集体智慧，先后编纂了综合性的《文学概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等通论性的论著，在社会上获得广泛的赞誉。这些专家的名字，往往是与这些文学普及读本和综合性论著联系在一起的。

　　民族化的方向，就是学术研究应该关注民族的形式和特性。中国文学的形式和特性是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历久弥新。因此，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也必然遵循这种形式和特性，才能有效地解决文学为什么人的问题。《讲话》指出，民族化本质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批判地继承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为我们的文学创作、文学研究提供借鉴。

　　借鉴不等于照搬，更不等于创造。毛泽东同志特别提出了创造文学艺术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问题。如何实现这样一个目标？1944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再次强调，“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无论是古代的遗产，还是外国的精华，最终都要经过我们自己的头脑思考、过滤，然后决定选取哪些有益东西播种在自己的土壤中，生根结果。

　　今天，我们重提大众化与民族化问题，其意义还不仅仅是向人民大众传播文学知识、文学理想，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使命，就是用中国的思维、中国的形式和中国的特性来讲述中国的文学，并以此作为有效途径，宣传和阐释中国特色和中国梦。中国的发展道路，是由中国独特的文化积淀、历史传统决定的。习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讲清楚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创造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这里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团结奋进的重要精神支柱，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道路。而今，我们必须继承这一传统，沿着大众化、民族化的正确方向，在积极推进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