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立党为公庄严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要求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做到大公无私。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同志再次强调，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党员领导干部努力做到大公无私，对于改进党的作风、加强廉政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大公无私之说源远流长，大公无私的典型人物层出不穷。我们的祖先之所以要推举一些人为官，就是为了实现群体的共同利益即公益。因此，为公是“官”的原始基因。进入私有制社会后，官的性质发生异化，许多官员奉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统治者一心为私的结果，是公益受到严重损害，最终导致一个政权接着一个政权垮台。有鉴于此，古人很早就指出：“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今天，党的干部更须做到大公无私，充分认识到只有秉公用权、为民服务，光明磊落、堂堂正正，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才能走好人生路，不断推进事业发展，不断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人怀疑大公无私的可行性，认为“在这个世界上，谁能没有私心呢？怎么可能做到大公无私？”甚至断言大公无私的要求“超越时代”。这个说法貌似有理，实则歪曲了大公无私的本来含义，混淆了大公无私的适用范围。的确，受社会发展阶段决定，现实中的人都会有私心、私欲、私事。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唯物主义者。但是，承认人人有私，不等于对为官者不能提出大公无私的要求。其实，历来讲大公无私，都是将其严格限定在公共事务领域，而没有引入私人领域。大公无私所强调的是，在公共事务领域应克己奉公而决不能以权谋私，影响公众利益和公平正义。公共领域要讲公，私人领域才讲私，不能把这两个不同领域的处事原则混为一谈，否则就没有正确理解大公无私。

　　我国历史上大公无私的一个著名例子是春秋时期晋国祁黄羊的故事。晋平公有一次问大臣祁黄羊：“南阳无令，其谁可而为之？”祁黄羊对曰：“解狐可。”平公问：“解狐非子之仇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仇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国人称善焉。不久，平公又问祁黄羊曰：“国无尉（军事长官），其谁可而为之？”对曰：“（我的儿子）午可。”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孔子听说了这个“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故事，称赞祁黄羊说：“像祁黄羊这样的人，才够得上‘大公无私’啊！”在这个事例中，祁黄羊有没有私仇、私欲呢？当然有，但他没有把私仇、私欲带到公共事务中来。这说明，在公共事务领域讲大公无私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可行的。两千多年前的祁黄羊能够做到这一点，今天的党员干部又有什么理由做不到呢？

　　以大公无私的态度和理念处理公共事务，既是人民对党员干部的要求，又是党员干部具有远见和智慧的表现。《吕氏春秋》有云：“私视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 其意是说，如果一个从事公共管理的人从私心出发、以权谋私，就得不到真知灼见，甚至会堕入腐败的深渊。那些被揭露出来的腐败分子，不都是这样的人吗？无数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一个真正有远见、有智慧的干部必然是大公无私的，也一定能够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严格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