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加强建设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增强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旭代表

　　健全预防贪腐体系

　　当前，我们的反贪部门独立性不够，只是检察机关的一个内设机构，按地区设置，分散配置人力，人手不够，且专业程度不高。这样造成捏不成拳头、形不成权威、容易受到干扰的局面。

　　反腐倡廉工作要纳入法治轨道。应该加强反腐的国家立法，增强反腐机构的权威性和独立性。原先我们法律上确定的贪腐都是财物性的，而现在大量的贿赂行为是非财物的，比如解决子女就业、退休后的期权交易、性交易等问题，法律还没有跟上去。因此，要加强国家反腐的立法工作，不光从政府的角度加强制度建设，强化专业力量，更要从国家法制层面上健全预防贪腐体系。

　　（本报记者 姜泓冰 曹玲娟）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蔡宁代表

　　反腐败靠惩治更靠预防

　　反腐败既要靠惩治，更要靠预防，既要亡羊补牢，查处已经发生的腐败，更要未雨绸缪，预防可能发生的腐败。检察机关在反腐倡廉工作格局中负有重任，不仅要大力查处职务犯罪，清除蛀虫，更要着力搞好职务犯罪预防，防患于未然。我们一直强调，“办好案件是政绩，结合办案搞好预防、减少犯罪是更大政绩”。

　　对于预防职务犯罪的长效机制而言，制度建设尤为重要。无论是职务犯罪年度报告还是行贿犯罪档案查询，都需要制度的规范和支撑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推进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法制化，明确有关职能部门的职责定位及相互关系，将有助于使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由一般工作部署向依法规范推进，增强预防工作的权威性和实效性。

　　（本报记者 彭 波）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崔智友代表

　　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加强法律的执行，让法律彰显应有的威严，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要落实好法律实施的体制机制保障，促使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严格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确保在法定的范围内并依循法定的程序行使权力；要通过多元途径，采取有效措施，不断增强公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促进整个社会尽快形成崇尚法律、依法办事的良好风气，让公众乐于并善于依法按程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矛盾纠纷，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要尊重并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公民所享有的民事权利是人权的法律化，必须受到充分尊重。按照法治的精神，握有公共权力的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为实现对社会的治理，可以依法对社会公众施加义务约束，但各种义务的设定都必须以保护人民的法定权利为核心，公共权力应以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作为一切活动的宗旨。

　　（本报记者 谢振华）

　　青海省西宁市市长王予波代表

　　盯住干部恪守底线不越雷池

　　近年，各级党组织加大了对干部的管理监督力度，但是个别地方和单位仍不同程度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现象，对违反原则的人和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提醒、不批评、不纠正，导致小毛病变成大问题。

　　从严治吏，必须从严教育。经常化的严格教育是确保干部思想不杂乱、头脑不迷糊的关键所在。通过教育促使干部懂规矩、守纪律，在关键时刻也靠得住、信得过。从严治吏，必须从严管理。要认真落实管早、管小、管平时的要求，切实加强日常管理。从严治吏，必须从严监督。要坚持把制度建设作为从严监督干部的重点，始终警示干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对干部身上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早提醒、早纠正，提醒干部守住做人底线，不可越雷池一步。

　　（本报记者 张志锋 王 梅）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静芝代表

　　要防止部门利益“法制化”

　　公开、公平、公正应是立法的基本要求。立法不能让权力侵害权利，让少数既得利益部门、行业等，通过利用立法起草权，制定符合自身利益的法律法规，从而损害普遍的公众权利。

　　立法的起草可以考虑由独立的第三方来承担，这样更有利于做到公正。目前人们普遍反映立法质量不高、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其根源在于有的地方立法过多地考虑某些部门、行业的利益。如果让中立的第三方来牵头，让全社会方方面面的人来参与，经过公开的反复论证、修改，制定出的法律法规才能符合大多数人利益，法律法规的实施也会更加顺畅。

　　（本报记者 潘少军）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缪蒂生代表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经济社会越发展、改革越深化，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期盼就越高，司法保障职责就越重要。充分发挥好审判职能作用，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有力司法保障，已经成为人民法院各项工作的当务之急。

　　做好司法保障，必须统一思想认识，确保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得到统一正确实施，增强服务大局的自觉性和针对性；必须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深刻认识人民法院在实现中国梦中的时代责任，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做出新贡献；必须认真遵守宪法和法律，公正履行审判职责，依法及时审理各类犯罪案件，维护社会稳定；依法及时处理各类民事纠纷，审结各类涉民生案件。

　　（本报记者 何 勇）

　　上海市监察局副局长花蓓代表

　　从源头“管好钱”“用好权”

　　八项规定颁布一年多来，上海老百姓感受到的变化是真真切切的，好的传统和作风真的回来了。如果能够这样坚持下去的话，整个作风会有大的改观。能不能坚持呢？面对群众的担忧，还是要用改革来持续巩固八项规定所取得的成效，建立一些长效机制，能够真正在制度上面有一些改革性、根本性的举措。

　　管好钱，即公共财政资金使用要通过“制度加科技”的方式，把公共资金从源头上管好。用好权，不仅是行政审批改革放权、限权、分权，更需要优化权力、简化权力，把权力设置和结构进一步优化，晒权、亮权，让权力清单没有盲区，打破行政审批制度“玻璃门”现象。

　　（本报记者 姜泓冰）

　　河南省政协副主席、省财政厅厅长钱国玉代表

　　为专项资金“建笼子”

　　去年河南省政府出台首部《河南省省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为专项资金管理“定规矩”“建笼子”，对于增强财政调控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在预算管理制度等方面。预算管理制度改革重点是加快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着力把所有政府性收入纳入预算，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提高财政政策的综合性、前瞻性和可持续性。改进年度预算控制方式，审核预算重点由平衡状态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硬化支出预算约束；收入预算从约束性转向预期性，促进税收依法征管。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全面清理规范财税优惠政策。

　　（本报记者 任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