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角度看，任何社会都有一定的利益格局，它反映不同社会主体在利益分配方面的处境和地位。但一个良性发展的社会，其利益格局应能随经济的发展而做出相应调整。反之，一个社会失去调整利益格局的功能，也必然会失去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从表面看，固化的社会利益格局似乎是稳定的，但却隐藏各种矛盾，积累破坏社会和谐的负能量。在中国古代，自然经济的发展总是伴随着土地集中、贫富分化、官场腐败等问题，这实际上也就是社会各阶层利益固化所导致的结果。但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都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因为皇帝本人就是特权的拥有者和保护者，不可能革自己的命，整个统治阶级都不愿自觉、主动地实现生产关系的调整。最后，各朝各代都会迎来一场改朝换代运动。这种循环往复的历史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到晚清，统治者在内忧外患面前仍然拒绝变法，顽固守护其特权和利益，导致辛亥革命爆发。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热衷搞“五子登科”，并首先发动内战，却不搞联合政府，也不认真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使其失去了在大陆的执政地位。历史证明，利益格局在根本上是一个社会公正问题，凡是在这个问题上考试不过关的政治人物和政治团体，最后都要被历史所淘汰。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者，是旧时代一切不公正现象的批判者。在革命战争时期，无论斗争多么艰难残酷，我党总能根据革命任务的需要，针对中国社会生产关系严重扭曲的现实，提出具体的主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其中就包含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理想，即彻底打破千百年来中国社会因循的怪圈，铲除一切产生和保护特权的制度，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但任何理想的社会都不可能一次性建成。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利益格局的固化，无疑就是一种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不公平。既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完美的天堂，真正的共产党人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作为执政党，在此类“顽瘴痼疾”面前究竟有没有壮士断腕的勇气，无疑是一场严肃而巨大的政治考验。

　　从更广的角度看，通过改革打破社会利益固化的藩篱，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还是纠正不良政风和世风的需要。由于利益固化的藩篱首先保护特权，而受到保护的特权必然会失去对社会的责任。一个有特权思想的领导干部，其执政的心态和作风必然是对权力和职位负责，骨子里是对自己的利益负责，而不是对人民和社会负责，于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便会大行其道。同时，由于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不完善，政府的职能还没有完全转变，行政权力对许多社会资源有直接掌控的功能，权力寻租的概率非常之高。寻租的权力肯定会表现出各种腐败的形式，包括冒犯罪的风险接受各种贿赂，以及赤裸裸的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由此而论，干部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四风”，实际上就是社会利益格局日渐固化情况下出现的不良政风。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四风”是一种作风之弊和行为之垢，是违背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是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从根本上讲，解决领导干部的“四风”是端正党风、改良政风，同时也有助于匡正世风。

　　当年毛泽东同志讲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时讲过“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道理。这句话出自《吕氏春秋·尽数》，是说经常运动的东西不容易受到侵蚀。一个社会自然也是这样。按照一般社会学理论，利益格局的固化意味着人的社会关系影响发展，人的知识、才能和贡献却不一定能带来成功，严重的情况还会出现社会地位的世袭。任何一个这样的社会，都不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其发展的动力自会减弱，社会矛盾却会逐步积累。对任何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执政者来说，此时都需要拿出勇气和智慧来推进改革，而非坚守和保护这种固定的利益格局。其实邓小平同志当年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也特别讲了先富带后富、共同富裕和防止两极分化的问题。在我国社会的总财富有较大增幅增长的今天，通过深化改革攻克利益固化方面的“顽瘴痼疾”，消除财富分配方面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就是要为我国社会的和谐发展与长治久安打造更完善的制度基础，从而更加坚定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早日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梦。

　　其实，从古到今，不管社会制度的差别，也无论发展水平的高低，利益总是最能牵动人心。在古代，面对自然经济基础上的社会利益固化，一些杰出的政治家都曾想有所作为。比如宋代的王安石、明代的张居正等人就曾借助皇帝的支持启动过有影响力的改革，但结果都是人亡政息，其原因都在于传统政治的保守性和自然经济的封闭性。近观之，苏联的解体也与其社会利益格局的固化和不能自觉调整有关。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政党，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有科学的认识，在诞生之初就是不合理社会利益格局的反对者。面对中国社会发展要求，我党作为执政党当然不会被任何特定群体的利益所绑架，而始终会以国家、社会和全体人民的利益为宗旨。面临中国发展的每一次历史考验，我党也总是能与时俱进，在困难和障碍面前展示改革的勇气和智慧。可以肯定，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破除各个领域内利益固化的藩篱，能给更多的社会主体以均等的发展机会，这必将给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注入长远而持久的活力。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