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士光

　　所谓简政，即成就一种简单有效的政事。中国古代老子为代表的政治观就是提倡“简政”。他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是治理国家像炒小鱼一样不能多翻炒，翻炒多了鱼就会烂掉，这是对“简约政治”的很好表述。

　　这里的“简政”主要有两层意思：其一，治理国家是一门技艺，像炒小鱼一样的技艺。一下子将高高在上的“安邦治国”的经国大业轻轻地和大众的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它告诉人们一个真理：安邦治国，最大的政治无非就是让老百姓过好安居乐业的日子而已。这和西方圣哲亚里士多德说过的“政治首先是一种行为和技艺”如出一辙。其二，老子很懂得辩证法，将“大国”和“小鲜”并列在一起，换言之，“小鲜”能烧好，则大国也能治理好。所谓的“政从小始”讲的是政事要从具体的事情做起。古人在这方面的论述还很多，如：“郡县治，天下治”等等。在这一方面西方社会似乎所见略同，有个理论主张被称为“奥卡姆剃刀”（Ockham’sRazor），其表述为“切勿浪费较多东西去做用较少的东西可以同样做的事情”，此话后来被人们简约为“如无必要，切勿增加实质”。有的论者索性命名为“吝啬定律”（lawofparsi mony），简单到吝啬的程度。

　　所以，简政是一种少政，而不是一种“繁政”。不要过多地干预社会和公众自己能决定、能做好、能解决的事务。邓小平同志早就告诫过我们不要去管许多管不好、管不了、不能管的事情。“简政”是要“少政”和“减政”。但是，往往事与愿违，政事几乎都会不自觉的繁复起来，成为一种“繁政”。历史上看，延安时代就提出“精兵简政”，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大声呼吁“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相对于简政的“繁政”是一种顽症和惯性，比如，文件字数越来越多，讲话越讲越长，制度制定越来越细密，似乎只有这样才算完整和完美。要少要减的目的总是半途而废，其结果是“增”，是“繁”。“形式主义”的东西多起来，“官僚主义”盛行起来，再加上好日子下的奢靡之风和享受主义。而社会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减少，解决问题的成本却大大增加。说到底，简政是达到“善治”的必然途径，简政是一种治理能力，这种治理能力一方面看是否有能力做到心有余力，有所选择；另一方面看是否具有“删繁就简三秋树”的能力。

　　我们看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领导甫一上任就下发了“八项规定”。八项规定很简单，就是八个不准，其核心就是治理公款消费。从上到下，各级执政团队政治组织都必须遵守，取得了国人皆知的实效。新一届政府提出了“简政放权”的口号，转变政府职能，着力从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着手，中央政府已经取消了或下放了几百项行政审批权，地方政府纷纷出台相应的简政放权措施，上海自贸区试验区的建立就是打造“简政放权”的示范区。

　　所谓清政，即成就一种清廉清新的政风。“简约”是一种风格，其特点就是清新。清新是一种风气。风气原是自然之物，一旦形成，铺天盖地，难以逆势。一年四季，皆因风气而成，政风亦然。孔子就曾将道德与风气联系起来，他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抗战结束后黄炎培预测延安是未来中国的希望，就是看到了延安清新的政治风气。他和毛泽东著名的“窑洞对”中也是用风气来比喻的，说到有的政权的垮台原因是“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有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而清新的政风能使政治清明，社会生气盎然，使好人舒心、舒畅，使得正气主导，不正之风悄然匿迹。

　　清政清新之风的树立关键是要“政清”，要各级领导干部政治清明。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它对所有官吏政治素养和一般品质的要求称为“四善”，即：“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清人唐甄曾经说过：“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也，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在现代国家治理中，政治清明也是一国政治最大的亮点之一，做不到这一点，国家的形象就会受到污染和损害，公民的希望和信心不可能建立起来。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之大都是有目共睹，逐渐在形成风清气正的政风。

　　所谓要政，即成就“要事不繁”的政治。简约之“约”承载着“简约而事丰”的丰富内涵，它能做到线条简洁、清晰、层次感强；政治亦然，这种政治能够做到纲举目张，使得人们抓住重点，也抓得住关键。

　　古人说：“事先大功”，大意说的是，事业安排，总体规划，必须首先考虑大的，要有全局意识、长远意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解决了几个方面的“大功”，比如说提出了一个重大理论观点，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个重大战略确定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也就明确了，转变政府职能的方向和要求也能逐步落实到位。又比如“司法改革是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之一”，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实行法治可以使得国家治理显现出一个较为简洁流畅的过程。还有“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上述几个方面都是“大功”，都是要政，没有对这些若干重大的谋划和定位，深化改革的阻力就不会减少。

　　在笔者看来，这些“要政”的归宿是“民政”。《管子》说：“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我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政策就是围绕着“富民”两字展开的。我国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富民”的基础已经铸就，现在到了第二步“平民”，即利益平等、权利平等，也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缩小差距，扩大平等。诸如缩小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努力使得城乡居民公共服务均等化，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待遇平等，人与人之间的机会平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