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婧

　　有关城市景观、古迹遗址的保护，相关话题似乎永远不会过时。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处在城镇化大背景中，尽管“保护”的理念已经日益在全球范围内成为共识，但在具体的保护实践中，发展和保护之间的边界在变，对于什么是合理保护的看法也一直在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简称UNESCO）世界遗产委员会自1976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探索和指导环境、城市和建筑等方面的保护，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以往的城市保护重点关注建筑物本身的保护，在实践过程中，委员会专家逐渐意识到人的因素的重要性和城市发展的客观现实，开始考虑修正保护方针。

　　“城市历史景观(Historic Urban Landscape,简称HUL)保护计划”是目前UNESCO正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的全新的城市自然、文化遗产保护项目。HUL保护计划负责人吴瑞梵（Ron van Oers)认为，该计划的重要见解在于：城市历史景观的保护是为了保护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圈出一些主题公园式的保护区；城市一直在变，要了解城市功能的运作，保护城市的动态；城市历史景观保护不是保护单独的几处建筑，而要为城市未来发展作出贡献。

　　吴瑞梵曾长期作为UNESCO世界遗产中心的官员在全球各地提供文化遗产和城市保护的指导，包括在中国、斯里兰卡、智利、哥斯达黎加、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等。2005年至今，他的主要工作是协调和管理UNESCO的HUL保护计划。HUL计划开始在全球推广后，2012年起，吴瑞梵担任UNESCO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副主任，并担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高级研究机构高级研究人员，主要职责是代表UNESCO世界遗产中心在中国推动HUL计划。

　　HUL计划在中国筛选了北京、苏州和同里、都江堰、杭州、上海、扬州、澳门、广州等地作为试点城市。中国在文化遗产和城市保护方面有着自身悠久的传统。如何将中国的保护实践与HUL计划的指导意见相结合将是贯穿该计划推进的一个重要考量。

　　日前，围绕HUL计划在中国的推进情况、新世纪城市景观保护理念的变化、中国对于世界遗产的态度的得失等话题，吴瑞梵先生接受了专访。

　　“城市历史景观保护计划”是目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的全新的城市自然、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近日，项目负责人吴瑞梵先生就该计划在中国的推进情况、新世纪城市景观保护理念的变化、中国对于世界遗产的态度的得失等话题接受了专访。

　　历史城市保护不是为了圈出许多“主题公园”

　　文汇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目前在推动的历史性城镇景观(HUL)保护计划是一个怎样的计划？

　　吴瑞梵：2005年之前，世界遗产委员会热衷于讨论在世界遗产地进行环境、建筑和城市保护。过去的国际性宪章在当时是不错的保护方针，不管是对成员国，对城市本身、还是对政府和城市管理者。然而，从本世纪开始，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专家认为城市保护正在实践过程中发生转变，城市保护已经无法完全遵循过去的方针来进行，因此，世界遗产委员会要求UNESCO设计一个新的保护方针，HUL计划就是这样来的。

　　2005年5月，UNESCO在《保护历史性城市景观维也纳备忘录》的基础上通过了《关于保护历史性城市景观的宣言》。HUL计划在2005年正式开启。经过6年准备和讨论，于2011年11月10日第十七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历史性城镇景观的建议书》。2005年到2011年，UNESCO组织召开各种专家会议、咨询会等，组织各种机构、NGO组织等在全球寻找案例，以帮助分析城市保护在各国究竟是如何切实执行的。

　　文汇报：全球对于城市保护的认识并非一成不变。UNESCO也并非第一次制定城市保护方针。能否谈谈过去的保护理念及其得失？

　　吴瑞梵：在2005年以来的讨论中，出现了城市保护的一些新的重要见解。如果严格按照过去的保护方针，那么通常的结果是：很多地方保护得很好，但更像个“主题公园”，有大门和栅栏围绕，不再是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政府则要持续投入资金维持这个“公园”。

　　我们不希望城市保护的结果是圈出很多“主题公园”，且如今很多政府不再资金充足，因此这种做法已经不符合实际需要。城市区域应该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可以正常提供工作机会，产生收益，吸引投资。我们面临的困境是：如果不保护，城市区域就日益损耗衰败，然后被原来的居民抛弃；而如果贸然保护，则很可能又充满了人造感。

　　文汇报：历史城市的保护往往需要保护“一些古老的建筑和景观”，而在上海这类人口密集的现代化大都市，城市运行效率也很重要。您是否担心，如果需要保护的城市景观功能性都很弱，则会降低城市运行效率？

　　吴瑞梵：HUL计划的理念是把城市保护和真实性两者结合，将保护区域作为城市的一部分，与城市一起保持动态和活力。换言之，城市一直在变，我们要了解城市功能的运作，要保护城市的动态。观念还得继续转变——需要保护，也要接受改变。关于这点争论了很长时间，UNESCO花了6年时间才提出并确立了新的保护方针，即HUL计划。

　　当然，过去一个世纪的城市保护留下了宝贵经验，而此刻我们需要更进一步了。与过去注重保护建筑本身所不同的是，现在的城市保护要为城市未来发展作出贡献。显然，我们应该允许改变，当然，改变必须受到严格限制。

　　文汇报：HUL计划作为城镇景观保护的新方法，距离UNESCO上一次就城市保护提出建议，即1976年的《内罗毕建议》，已经过去30年，HUL较之《内罗毕建议》有何明显的进步之处？

　　吴瑞梵：不能简单地讲进步。《内罗毕建议》是在1976年签署的，反映那个时代的特征。30多年间，世界已经发生巨变，所以需要新的方针来应对新的现实。HUL计划是新现实下的产物。当然，HUL计划的确有很多显著的不同。最重要的一个不同是，《内罗毕建议》签署时，政府起主导作用，当时，大部分国家是由中央政府来直接对接《内罗毕建议》。比如在中国，当时的城市保护需要由中央文化遗产管理机构决定，经费也来自中央政府。如今在中国，政府权力不断下放，城市本身被赋予更多权力来决定自身发展，这就显然不是1976年的做法。

　　另外，现在不像过去那样单纯依靠中央政府投入资金，因此需要关注多样化的资金筹措。HUL计划也包含了如何将私人经费引入城市保护的建议。我们得学会向社会要钱，这一点是中国各个城市现在迫切要学习的。

　　另一个明显不同是，《内罗毕建议》十分关注建筑物保护，主要是保护建筑风格和历史遗迹，但HUL计划更多的是关注城市区域和人本身。

　　保护依然重要，但理念可以创新

　　文汇报：尽管是一个全球层面的行动纲领，但HUL计划还是为中国制定了具体“路线图”，能否圈点一下HUL计划在中国的具体化情况？

　　吴瑞梵：UNESCO十分注重新的保护纲领的全球适用性，所以HUL计划只是一个国际性指导方针，需要参与这项计划的成员国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细节。HUL计划在中国、在非洲、在澳大利亚、在拉美国家的具体落实就完全不同。HUL计划在中国试点实施以前，展示一个欧洲的案例给中国是毫无意义的。我们要首先深入考察中国的实际情况，才能具体制定出符合中国的HUL计划。

　　具体而言，第一步，我们要围绕中国的大背景诠释HUL计划——中国在建筑保护、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方面具有悠久的传统，这些都要与HUL计划的框架协作；第二步，城市保护的根本目的还是在于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质，而不是划定更多“主题公园”；第三步；我们要依靠法律、法规、奖惩机制、规划设计手段等工具制定中国的具体推进措施。

　　文汇报：HUL计划在中国筛选了北京、苏州和同里、都江堰、杭州、上海、扬州、澳门、广州等地作为试点城市，筛选的标准是什么？

　　吴瑞梵：筛选试点城市的工作主要由UNESCO委任的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负责，并与中国的相关机构合作。在中国，我们很好地借助了同济大学与很多城市的良好联系。

　　试点的城市必须有多样性，如果选择的城市过于单一，则实践结果也会单一。我们在中国选择的试点城市各不相同：有些城市的世界遗产已经遭到破坏；有些城市还在快速发展中；有些没有世界遗产；还有些城市就是典型的“主题公园”式保护，有良好的保护区域但失去了真实性，大部分当地居民已经离开，仅有的居民也是从事贩卖饮料、经营餐馆和歌舞表演等与旅游业密切相关的活动，这已经不是完全反映真正的生活。

　　因此，我们挑选条件各不相同的城市试点HUL计划，中国太大，无法通过一个单一的城市来捕捉其整体。于是我们选择的城市分布在中国不同的区域，有东南沿海城市，有北京这样的重要城市，也有内陆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