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雪冬

　　“试点”是中国进行制度和政策创新的重要方法，也被视为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试点”起到了试验的作用，可以先在局部尝试，然后总结改进，在更大范围实施。这既减少了错误决策的成本，也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我党一直很重视“试点”方法，并将其写进了1958年由毛泽东亲自参与并制订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列为其中的一条，即第十八条：“普遍推广试验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导方法。”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试点”逐渐成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推动工作的抓手，寻求工作突破的手段。“试点”从经济领域扩散到政治领域、社会领域、文化领域。就中央层面而言，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对于“试点”也越来越重视，使用也越来越频繁，“试点”的功能也从单一政策实验转变为综合政策实验，因此“试点”的规模也更大、行政层次更高，并且出现了跨区域化。

　　然而，随着“试点”数量、类型的增加，“试点”资格也成为各级党委政府竞争的对象，并由此引发了相当数量的“试点”功能的变异。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试点”的体制机制创新功能被争夺政策优惠、资源投入功能取代。“试点”的核心功能是进行体制机制创新，为更大范围的制度政策改革提供经验和成熟做法，因此“试点”通常享受的优惠是宽松的政策待遇、宽容的上级态度、更大的行动空间，目的是在现有的资源和制度条件下调动“试点”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敢试敢闯。但现在许多职能部门将“试点”作为工作抓手，辅以资金政策优惠，鼓励各地竞争资格，而体制机制改革难度不断提高，就使得“试点”单位更厌恶风险，更重视享受优惠而非改革创新。

　　二是“试点”工作容易成为政绩工程。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地方党委政府普遍更加重视成为“试点”，因为这意味着更加受上级重视，有更多机会与上级进行联系，积累关系资本。而上级部门也更加重视选好“试点”，更多是从“试点”的配合意愿而非“试点”具备的典型性条件出发来选择“试点”。如果“试点”配合，工作就好开展，也更容易出经验、出成绩。这两种力量合起来，很容易使“试点”工作带有更多的功利色彩，局部利益取向，并驱动双方将更多的资源投入“试点”，不仅使“试点”工作失去了代表性，也容易滋生只想要优惠待遇不愿意“啃硬骨头”的想法。

　　三是“试点”的选择容易受领导个人意志支配。为了推动领导干部联系群众、了解实际，全国上下都采取了领导干部联系点制度，根据领导分工、阶段性重点工作等确定联系点。这些联系点往往也很容易成为“试点”。但是其中的一些联系点并不具备典型性，也缺乏成为进行“试点”的条件，只是由于领导的重视，容易获得相关部门的支持，才成为“试点”。在很多情况下，“试点”所在地的各级党委政府以及相关部门会不计成本地加大投入、不顾条件限制地强力推进。领导一旦变化了，就会撒手不管，或者听任“试点”工作自生自灭。

　　社会经济条件的深刻变化，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国情。各级党委政府只有顺应这些变化，才能延长已经熟悉的工作思路、方法、手段的寿命，并保持活力。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复杂化，已经不能再用简单而朴素的方法来选择“试点”，必须将其纳入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的体制建设之中，这样才能继续发挥“试点”在我们这个超大型国家中的政治实验作用。

　　（作者为中央编译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