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辛 鸣

　　提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特别强调，改革要聚焦聚神聚力抓好落实，着力提高改革针对性和实效性。应该说这一要求有的放矢、切中肯綮，抓住了中国改革走向纵深过程中的要害问题。何谓针对性？怎样求实效？正确的回答与坚定的行动需要深刻的理论追问与高度的理论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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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要聚焦聚神聚力抓好落实

　　改革，依然是当今中国社会最有号召力、最具合法性的一面旗帜。我们仅从“活力之源”、“重要法宝”、“关键一招”、“必由之路”等等这些经常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用来指称改革的词汇中，就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继续推进改革的坚定决心与高度自觉。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一次吹响改革再出发的号角之后，中国社会更是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

　　改革目标已经明确、改革蓝图已经绘就、改革小组也已到位，当下中国的改革万马奔腾好戏连台。可也要看到，改革进入深水区，难啃的骨头在等着我们。一些部门机构、一些党员干部可能囿于既有利益的诱惑，患得患失不愿意真改革；顾忌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投鼠忌器不敢放手去改革；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缺乏良策，心中无数不知如何去改革。结果现阶段一些地方出现改革雷声大雨点小，慷慨激昂高喊改革加油的人不少，埋头苦干真正为改革加油助力的人不多；避重就轻式的外围性改革不少，刮骨疗毒式的根本性改革不多；涂脂抹粉式的枝节性改革不少，固本培元式的基础性改革不多。这样的情形如果不能切实改观，改革再出发就只是空话一句，全面深化改革也只能是海市蜃楼。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特别强调，改革要聚焦聚神聚力抓好落实，着力提高改革针对性和实效性。应该说这一要求有的放矢、切中肯綮，抓住了中国改革走向纵深过程中的要害问题。但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不能总是停留于鹦鹉学舌的阶段。何谓针对性？怎样求实效？正确的回答与坚定的行动有待于深刻的理论追问与高度的理论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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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的针对性其实就是改革的着力处

　　尽管今日中国的改革是全面改革，但全面改革不等于四面出击，不是平均用力，而是要在根本性问题上、在关键性问题上取得突破，找准着力处牵一发而动全身。那么改革的着力处何在呢？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中国社会形成了与既有社会全然不同的一种新的利益格局，整个中国社会的民众都在这一利益格局中获得了改革前想都不敢想、想都想不到的收益。但是不同社会群体在这一利益格局中所获得的利益份额差别是比较大的，这一差别已经远远超过了市场竞争和社会劳动所导致的正常差别，因为有一些获得超额利益份额的群体其获益的手段不是正当的市场竞争和诚实劳动，而是利用改革中制度的不完备钻空子、闯红灯暴富。尽管这样的利益格局既不公平又不正义，也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共同富裕的根本原则，但是利益格局一旦形成就有一定的稳定性，加之获得利益多的群体也会想方设法维持这一对他们有利的利益格局，于是一道道看得见看不见的利益藩篱就会潜滋暗长，越来越坚硬、越来越固化。

　　可是，不公平不正义的利益格局不仅不可能为进一步的改革注入活力与动力，还会成为经济衰退、社会动荡、矛盾激发的导火索与爆发点。所以，改革聚焦聚在何处？着眼于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改革聚神聚在何处？要注意研究打破利益固化藩篱的路径与策略：改革聚力聚在何处？找准利益固化藩篱的命门，打蛇要打七寸。

　　可能有的人会说，把利益固化藩篱当作改革需要针对的着力处，好像与大家约定俗成的看法不一致。一般来说，改革的针对性大而言之是不科学、不合理、不合时宜的制度体制，邓小平的名言“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就是对这一判断最有力的支持；小而言之是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面对的紧迫问题，比如如何通过改革保持经济平稳发展不衰退，如何通过改革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不动荡，如何通过改革实现政党先进优秀不腐败等等，如果经济衰退、社会动荡、政治腐败，那么连改革的基础与前提都没有了还改什么。现在把这些都归结为一个利益固化藩篱，是不是有些过于简单化与偏执？此言差矣。

　　改革说到底是利益的调整，制度究其根本是利益的体现。制度不合理是因为利益分配不公正，制度没效率背后还是利益分配不科学。不从利益处着力，好制度也会变异，坏制度则会招摇撞骗。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不能不说是一种好的制度构想，可这些年来在实践中有时却成为一些群体权钱交易的平台与护身符。为什么会这样？背后已经固化了的利益藩篱在推波助澜。如果不打掉背后的利益藩篱，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一些既有利益群体心中更是一个千万别去完成的任务。再比如，从去年以来我们在保持经济平稳发展方面出台的改革举措不能说少，可是预期中的转方式、调结构、稳增长等目标实现起来却很难，甚至有些金融机构还动不动闹“钱荒”来要挟。为什么？同样是背后已经固化了的利益藩篱在作乱。一些固化了的利益藩篱已经与传统的发展方式、乃至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都紧紧绑在了一起，怎能允许新的发展方式、新的社会治理方式来搅局。所以，别看深化改革千头万绪、推进改革方方面面，但归总起来就是一件事，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重塑公平正义的利益格局。

　　有些人之所以在这一问题上躲躲闪闪、王顾左右而言他，是因为在守护利益固化藩篱的群体中间，有一部分很可能就是以改革者自居的自己。习近平总书记在作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说明的时候曾讲过，改革“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这番话既意味深长又振聋发聩。如果作为改革领导者、推动者、执行者的党员干部不能有一种自我批判的觉悟和意识，有一种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向自己开炮，在自己身上动刀子，就很难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所在，很难找准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很难拿出创造性的改革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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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实效源于对改革规律的遵循

　　改革不是做文章，辞藻华丽天花乱坠不能当饭吃；改革也不是喊口号，慷慨激昂不会让公平正义自动到来。要想让改革真正取得成效，不仅要在“理论讲得通”方面动脑筋，更要在“实践做得到”方面下功夫，注意研究探索遵循改革规律而不是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想当然。

　　现实中的一些改革之所以难有实效，固然与一些干部玩花架子、做虚功有关，也与那些改革不接地气、不具普遍性有关。比如有些改革要么是“盆景改革”，离开试验区那一亩三分地就活不下去；要么是“特殊待遇”，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们干可以你们干犯禁。如果说在改革初期这样的改革还有一定积极意义的话，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这样的改革就不仅毫无疑义、甚至还会产生负面影响。

　　遵循改革规律，要把改革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对待，系统内各要素又相关链接。没有了系统，要素无从发挥功能；离开了要素，系统将不复存在。用系统思维来推进改革，必须既要有大局观，从宏观着眼，又要能统筹好中观、微观。宏观部署有中观微观措施办法支撑，中观微观措施办法体现宏观意图与思路。具体来说，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要妥善处理整体政策安排与某一具体政策的关系、系统政策链条与某一政策环节的关系、政策顶层设计与政策分层对接的关系、政策统一性与政策差异性的关系、长期性政策与阶段性政策的关系等等。综合了所有这些因素后推出的改革才是可复制、可推广、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制度创新。我们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例。当我们从宏观上明确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地位，真正放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科学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从中观上构建起统一规范的市场体系，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转变政府职能，主动去掉错装在政府身上“多余的手”；从微观上放宽对企业的管制，强化政府的服务，让权力有约束、让权利有保障、让市场有活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就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进一步看，既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系统中肯定有起决定作用的结构与要素，抓住了这些也就抓住了系统的根本。因此，要实现制度系统的变革，就需要对一些具有结构支撑作用的制度做出重大改革，优先推进一些基础性制度的改革，像现在已经着手的财税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司法改革和正在酝酿筹划中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等，就是这样一些基础性的改革。这些基础性制度改革的意义绝不仅仅是起表层功能，其延伸的触角所具有的改革能量不可低估。

　　比如，正在推进中的财税体制改革，从表面看好像是为了解一时之弊，让地方政府不再老去卖地筹钱，不要催生房地产泡沫，其实深层是着眼长远机制的系统性重构。这一现代财政制度确立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公平统一市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乃至更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等重大问题的解决就有了起码的制度基础。

　　又比如，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绝不仅仅是为了把农民手中的土地拿过来让城市有地可用，而是通过有序实现市民化，让现在的城镇常住人口都能分享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全部内容，解决人的城镇化问题。这既是实现亿万农业人口转移的重大举措，又是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的一项重要制度准备。

　　最后，改革求实效还要善用底线思维。争取利益最大化是每一个社会群体的愿望，任何社会群体都会争取自己的“最好”，但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和资源稀缺的背景下，皆大欢喜是不可能的，改革只能在“可以接受”和“最好愿望”之间找平衡点。这就要求我们要认真研究不同利益群体和社会对改革的承受力，处理好改革的力度、速度与稳定的关系等等。木桶的容量，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真正有效的、能实行的改革举措同样都需要准确地找出短板，据此划定底线。

　　这种底线思维同样可以运用到打破利益固化藩篱的改革中。当既有的利益格局面对社会越来越强大的压力力不从心与引火烧身的时候，打破利益固化藩篱的时机就到来了。

　　（作者系中央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