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策制定上，“福利社会”是否就意味着提供“免费午餐”，形成“福利依赖”

　　在习惯上，确实往往把福利理解成“免费”、“白给”，但这只是在实行特殊福利（“小福利”）的时期容易形成的对“福利”的“印象”。现在进入普遍福利阶段了，福利要面向所有国民，福利的内容也是多样化的，所有的福利都免费，对所有人都免费，那就是不可能做到的了，也不符合普遍福利的性质。福利总要有个来源，总要有人缴费，那谁来缴费？政府、财政本身并不产生福利。所以，福利提供方式必然多样化，有免费、有减费、有缴费。比如社会保险，也属于普遍福利的范畴，它是由企业、单位和个人共同缴费的。公共教育，有的部分免费，有的部分缴费；公共服务是国家投资的，属于福利性质，但有的服务也需要缴费。总之，免费提供，只是特殊福利时代的福利提供方式。在普遍福利时代，是以权利与义务相统一为原则，人人（有劳动能力者）创造福利，人人（包括无劳动能力者）享受福利。归根结底，任何福利都是由劳动创造的。

　　至于是否形成“福利依赖”，那要看政策是否科学。如果政策不当，在特殊福利情况下也可能形成一定程度的福利依赖；如果政策得当，在普遍福利情况下也未必形成福利依赖。“福利社会”与“福利依赖”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

　　■在投入导向上，提出建设福利社会，会否引导过多财政资金投向民生，影响经济增长

　　首先，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财政资金增加投向民生的比例是一个必然趋势。在经济水平很低的阶段，为了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提出“先生产、后生活”是有必要的。经济水平提高了，从温饱阶段向富裕阶段迈进了，不仅民生需求会强劲增长，经济发展动力也越来越转向依靠消费，依靠民生需要的拉动。至于福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占GDP的比重以多大为好，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认为这一比例越高越好，或者越低越好，都不是科学的回答。要找到恰当的比例，就要研究与福利支出和经济水平相关的各种关系，形成可以调节的有效机制。

　　除了福利支出与它的外在变量的关系之外，福利支出内在的变量关系、内在结构优化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这里的关键，首先是祛除福利支出是纯粹的消费这一错误观念。早在19世纪下半叶德国社会政策学派就论证了财政的民生投入具有生产性。为了增强民生投入的生产性，就要通过结构优化，将福利支出由消费转变为投资。怎样改变福利投入的结构，把福利消费转变成发展性投资？最重要也是最成功的经验，首先是投资于教育，还有就是投资于健康，用于积极促进就业，实行灵活的延迟退休政策，如此等等。总之，是确立“社会投资”的概念。“社会投资”有什么特点？在投资与收益的关系上，投资于甲，不一定能从甲那里得到回报，但可以从乙丙丁那里得到扩散性的回报；投资于当下，未必从当下得到回报，但可能从未来得到延续性回报。在投资与收益的效果上，投资于贫困家庭，可能防止贫困的代际传递；投资于弱者，可能增强社会的公平意识。这是社会投资概念与经济投资的重要区别——经济投资是直接获得经济效益，然后溢出为社会效益；社会投资是直接获得社会效益，然后转换为经济效益，这种经济效益可能更具有持久性、扩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