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与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相比，目前中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和内外环境要复杂得多，这需要找准中国经济从“结构失衡的增长”转向“结构协调的增长”所需的新的增长机制，实现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由要素投入驱动转向效率驱动，走高效工业化与高效城市化道路。

　　“结构失衡的增长”是经济赶超的必然结果。目前我国经济结构最突出的失衡是消费、投资与出口结构的失衡。当一国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某一种动力时，经济结构就会严重失衡。我国的经济增长长期过度依赖出口与政府投资，居民消费一直无法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这种格局导致了产业结构的失衡。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带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工业化与城市化又严重依赖于土地的征用，地方政府垄断了城市土地供应市场。这一连串的“多米诺骨牌”不仅导致土地等资源要素价格扭曲，而且造成了“中小城市蓬勃发展”且又以制造业为主的扁平化城市体系。这种局面既加剧了资源浪费和产能过剩，又不利于空间效率提升和区域协调发展。

　　结构失衡累积的矛盾随着经济规模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带来的规模报酬开始递减而越来越难以解决，并为经济结构调整造成了增长机制和利益分配的路径依赖，即“结构协调的增长”离不开原来增长机制的支撑。因此，经济结构调整的难点就在于，需要找到脱胎于“结构失衡的增长”中某个增长机制并使其在“结构协调的增长”中成为可能，是否可能的判断依据就是效率导向。无论是从经济赶超成功与经济转型顺利国家的经验来看，还是从现代经济增长与结构演变的规律来看，工业化尤其是出口战略主导下的工业化是实现经济赶超的关键途径，但也是造成经济结构失衡的决定性因素。工业化的推进是经济结构调整中无法避开的问题，解决难题的关键在于走高效工业化道路。同样，城市化既是经济赶超时期的驱动力，又是导致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城市化不仅是脱胎于“结构失衡的增长”中的增长机制，而且是能成为“结构协调的增长”中的新路径，但前提是走高效城市化道路，即从扁平式城市体系向相对集中式城市体系转变。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要素市场效率驱动。成功的经济结构转型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是基于经济开放背景下的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依靠要素投入尤其是资本积累的工业化在长期内是不可持续的；依靠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通过提高技术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的工业化才是可持续的、高效的。高效工业化道路不仅要追求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更要追求要素配置效率的优化。这种优化的前提条件就是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尤其是市场制度的创新，而不是简单地从劳动与资本要素驱动转向创新要素驱动。要素驱动模式若忽视了要素市场的培育，那必将导致要素价格的扭曲。

　　没有哪个现代国家的工业化是在封闭条件下完成的。要素是在全球市场进行配置，这意味着中国的高效工业化总是以经济开放为背景。开放是获取新知识、促进技术进步的有力手段，但此种获取方式取决于一国甚至一个行业内企业间的各种差异，尤其是技能劳动需求与供给、技术吸收能力和要素报酬差距。显然，当前市场机制与市场制度创新所面临的内外环境相当复杂。例如，中国若过分地依赖外资和追求新企业的引进，忽视本地企业的“干中学”，将导致经济增长质量下降。高效工业化还需要在技术进步方向的选择和减少环境污染中寻找经济结构转型的新途径。技术进步方向选择会影响资本深化的方向和深度，而提高资本密集型部门比例却可能诱发不利于减少污染排放的经济结构变化。解决这些复杂问题，取决于效率取向的市场制度创新。

　　空间效率驱动。城市化的空间集聚与规模经济效应推动着技术创新、服务经济以及消费水平的提高。从理论上讲，城市化率和投资率呈倒U形关系，城市化率和消费率呈U形趋势；随着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高，经济结构将由投资拉动演变为消费拉动，这个转折点通常认为在城市化率为67%左右达到。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刚超过50%，正处于依靠城市化进程推动结构调整的黄金时期，但与经济赶超时期投入导向的城市化不同，与“结构协调的增长”相适应的是效率导向的城市化。

　　土地稀缺和规模经济决定了中国城市体系须选择相对集中式道路，而不是扁平化城市体系。相对集中式城市体系不仅在非农用地、单位能耗、污染治理等方面拥有规模经济优势，而且是解决经济增长中内需不足、利益分享不公平、空间效率不高等经济隐患的有效手段。一方面，相对集中式城市化将促进政府对卫生、教育、保障性住房和公共服务等公共产品的供给，带动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相对集中式城市化能实现规模经济效应，提高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点、难点与路径研究”首席专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