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任务尚未完成，城乡居民进一步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强烈，经济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另一方面，资源紧缺，环境告急，投资获利机会减少，产能过剩问题突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较大。如何解决这一“矛盾”、破解经济下行难题，把发展的巨大空间和潜力转化为现实的较快经济增长？显然，刺激投资的办法不可取，那样只会加剧资源环境压力和产能过剩。这也是近年来我们没有采取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的原因所在。一条现实可行的途径，是提升潜在增长率。

　　潜在增长率是指一定时期由资源要素供给能力、生产效率和发展模式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潜在增长率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合理区间，而出口、投资和居民消费等需求因素只决定一个经济体能否在合理区间运行，但不能改变这个区间。也就是说，在既定的资源要素供给能力、生产效率和发展模式下，经济增长能力是一定的，试图通过扩大投资拉动增长，仅在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的情况下有效，否则不但难以持续，而且会加剧结构失衡。在这个问题上，我国过去几次经济过热、日本“失去的20年”都是深刻教训。可见，只有提升潜在增长率，才能把经济发展空间挖掘出来、把经济增长潜力释放出来。提升潜在增长率，需要改善生产要素供给能力、提高生产效率、转变发展模式。

　　改善生产要素供给能力、提高生产效率，必须深化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之所以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劳动参与率提高、资源配置改善及生产效率改进提升了潜在增长率，即提升了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但目前仍然存在阻碍这些因素充分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障碍。比如，户籍制度制约劳动力供给潜力的挖掘、投融资体制影响投资效率的提高、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面对的歧视性待遇限制资源配置的改善。有关研究表明，从2011年至2020年，如果每年劳动参与率提高1个百分点，潜在增长率就可以提高0.88个百分点。

　　转变发展模式，主要是从要素驱动型发展转为更多依靠创新驱动发展。我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很大一部分来源于要素投入，来源于劳动力、土地、资源环境以及资金充足价廉的优势。但目前这些优势都在流失。招工难和劳动工资上涨，资源环境不堪重负，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凸显，表明要素驱动型发展模式已走到尽头。事实上，靠要素投入驱动发展，边际收益是递减的；而靠知识和技术创新驱动发展，边际收益是递增的。专家测算表明，如果全要素生产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潜在增长率就可以提高0.99个百分点。可见，破解经济下行难题，必须把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转化为实现创新驱动的动力，加大研发和教育投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推进科技进步和经济转型升级。

　　研究潜在增长率问题，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宏观调控思路，这就是：在宏观调控目标内，一般不再出台强烈的刺激政策，不再依靠刺激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不使市场对政策产生依赖；通过改革，理顺体制机制，激发各类所有制经济的活力，促进生产要素优化组合，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提升潜在增长率；着力改善民生，培育消费需求，同时培育人力资本，增强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