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全国重要产粮区鄂西北地区调查发现，农村大规模实行土地流转后，越来越多的流转主体少种或不种粮，什么赚钱“种”什么。一些工商企业参与土地流转后，“非粮化”经营的动作更大。譬如湖北省宜城市小河镇一吴姓老板就流转了数百亩土地种植花卉苗木。在宜城市刘猴镇，一位尹姓房地产开发商流转了该镇胡坪村近5000亩土地“发展现代农业”，其实是种植中药材和景观苗木。

　　还有经营者在平坦肥沃的农田里建永久性建筑，或将耕地变成市场、停车场、企业厂房，或挖鱼塘、建养殖场，或把庄稼、蔬菜、果树等当做“配套景观”，用来搞集餐饮、住宿、休闲娱乐于一体的乡村旅游项目等。譬如位于207国道旁占地上千亩的襄城区“沃地农业”项目区，就建起了别墅、亭台楼阁、园林景观，怎么看都很难与农业挂钩，就更别说与粮食生产沾边了。某市的一份资料显示，该市土地流转大户前10强中，实际以种粮为主的只有4家。不少基层群众对这种“非粮化”经营趋势深感忧虑。

　　土地流转后，导致土地“非粮化”经营趋势越来越明显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种植粮食效益低下。正常年景下，农民自种粮食一亩地一年能收入上千元，如果土地大户种粮食，不仅单产未必有小户高，还要付800元左右的租金，付少了，出租农户不愿意；付多了，大户承担不了。有基层干部测算，如果种水稻，按目前收购价，土地流转价超过800元/亩，经营者就很难有效益。宜城市邓冲村种粮大户王庆禄说，种粮基本上还是靠天收，风调雨顺时还能赚点，遇上灾害就只能认赔。前两年持续干旱，粮食减产、粮价下跌，亏本的大有人在，而且种得越多亏得越狠，“规模效益”变成了“规模亏损”，能保本算是好的。

　　其次是政府引导出现偏差。从典型的“高产穷县”区来讲，过去在粮食生产上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错过了不少“大干快上”的机会，粮食生产多多少少成为地方发展的包袱。从宜城农民收入构成看，种粮收益只占农民总收入的15%左右，种粮顶多能混个“肚儿圆”。加上连年丰收，不少基层领导认为粮食安全问题已经解决，对粮食生产不那么重视了。有基层群众说，现在是领导不讲种粮，老百姓不想种粮，政府引导调整产业结构无非就是“改粮”、“农转非”。从实际效果看，土地流转“非粮化”并非一无是处，不仅减少了耕地抛荒弃耕，而且效益是种粮的3至5倍，农民多得实惠，也增加了GDP，这几全齐美的好事是不少官员十分乐见的。因此，“非粮化”项目往往会得到当地政府的大力扶持。

　　其三是粮补政策有待完善。曾连续两年被国家农业部评为“全国种粮大户”的宜城市雷河镇辛常村农民童启国说，国家种粮补贴政策规定是“谁耕种补给谁，不耕种不补助”，但实际上土地流转后，政府的种粮补贴还是给了原耕地承包户，真正从事粮食生产的往往拿不到补贴，这不够公平。

　　粮食安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定海神针”，我国粮食生产虽然实现了“十连丰”，但粮食生产的基础仍需强化。特别是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运用政策手段和经济杠杆，建立粮食生产激励机制，调动土地经营者的种粮积极性和主动性；如何健全耕地流转用途监管，防范土地流转“非粮化”倾向，值得认真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