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好税之所以被设定为新一轮财税改革的重点，就是为了应对国民权利意识的日渐趋强，以及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要求与日俱增的新挑战与新压力。

　　与1994年开启的以“收好税、分好税”为重点的财税改革不同，新一轮财税改革的重点则是如何“用好税”。

　　这一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财税改革已明确，不论是“完善立法、明确事权”的承诺，还是“透明预算、提供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承诺，无不是围绕用好税这一重点目标做出。

　　如何保证用好税？《决定》给出的改革方向是：必须“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必须“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必须把“审核预算的重点由平衡状态、赤字规模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必须“清理规范重点支出同财政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事项”，必须“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建立权责发生机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还必须“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机制，重点增加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就必须“清理、整合、规范专项转移支付项目，逐步取消竞争性领域专项和地方资金配套，严格控制引导类、救济类、应际类专项，对保留专项进行甄别，属地方事务的划入一般性转移支付。”等等。毋庸讳言，这些承诺与举措，都是为了实现用好税的财税改革目标。

　　用好税意味着，国民可以实实在在地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或者说，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性价比高、合意性强，增进了至少是大多数国民的福祉总量。具体则意味着，国民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贴现率会降低，更注重长远和未来，国民对政府的满意度会提高，依赖性会加强，支持度会增高，从而也会增强国民税法的遵从度，减少征税的成本。相反，如果“取之于民”很多，“用之于民”很少，或者“用之于民”之所需甚少，国民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贴现率就会提高，更注重眼前和当下利益，国民对政府的满意度也就会下降，依赖性就会减少，支持度就会降低，从而对税法的遵从度就会消减，增加征税的成本，使政府的税收收入萎缩。直言之，能否用好税，直接关涉执政地位的得失与稳定与否。

　　事实上，用好税之所以被设定为新一轮财税改革的重点，就是为了应对国民权利意识的日渐趋强，以及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要求与日俱增的新挑战与新压力。

　　一方面是因为，科学的、现代化的“用税”机制建设滞后，主要表现在政府的财税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国民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难以及时全面汇聚国民的真实需求，因之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经常性错位。另一方面是因为，财税权力、预算权力缺乏有效的“闭环型”的监督制衡机制，无法有效遏制财税权力滥用导致的浪费与腐败。可见，用好税的关键在于财税权力的民意基础要坚实，在于对财税权力的有效监督机制要形成。具体说，制定一部优良的《预算法》应是最为理性，而且是“己他、征纳”两利的选择。

　　一言以蔽之，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新一轮财税改革虽然目标很多，既有税制改革，也有财政改革，但是，唯有用好税才是核心目的、重点目标、主攻阵地。舍此一切，都不过是为了实现这一核心目的的目标。

　　（作者系中国财税法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