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应尽快对监听进行立法规范，来防止公权力和其他机构及个人利用窃听随意侵害公民的隐私权。

　　近年，由于默多克《世界新闻报》窃听事件，以及斯诺登的“棱镜门”，让中国民众对窃听已不陌生。这些窃听事件，在西方引发的惊涛巨浪，从另一角度看，也表明这些国家对隐私权的尊重。在西方人观念中，窃听和监听显然是对公民的言论、通讯自由及隐私权的最大伤害。所以窃听事实一旦被暴露在阳光下，引发社会震荡几乎是一种必然，就像几十年前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水门事件”，直到尼克松下台事件才算告一段落。

　　一般人说起隐私，多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并不重视隐私，这是一种误解。《礼记》《曲礼》篇中，有一段话可看出古人对隐私的尊重：“将上堂，声必扬。户外有二屦，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将入户，视必下。入户奉扃，视瞻毋回。”意思是：将要上堂，必先发声示意。看到房门外有两双鞋，如果听见有人说话就进去，听不到有人说话就不进入。将进入房门时，目光要下视，进门时双手要像捧着门闩一样，眼睛不要环视四周。那个时代，并无窃听一类的设备，连进门都有如此的规矩，可见那时的人，是很在意保护隐私的。

　　有意思的是，《礼记》的《檀弓》篇，还有对隐私保护的分类，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原则，所谓：“事亲有隐而无犯，事君有犯而无隐，事师无犯而无隐”。这里的“隐”就是隐讳过失，“犯”是犯颜直谏。侍奉亲人，可隐讳过失而不犯颜直谏，事亲是以情为原则的，但面对公权力的君王则可犯颜直谏而无须隐讳过失，事君是以义为原则的，而面对老师则介于情义之间了，不可犯颜直谏但也无须隐讳过失。说明儒家在很早以前，就有对公权和私恩的区分了。

　　在英美等西方国家，隐私权是最被公民重视的一项权利，也是受法律保护的公民权利之一，被视为基本人权。但由于媒体报道，多会涉及新闻人物的个人隐私，这使得公众知情权和个人隐私权始终存在矛盾。西方在新闻实践中，慢慢形成一种共识，当公众人物和政府官员的隐私权和民众知情权发生矛盾时，多以尊重民众知情权为主。这体现的是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因为他们比普通人占有更多社会资源，当他们利用这种资源获得利益的同时，理应比普通人承担更多的社会义务。

　　这些国外的窃听丑闻，值得我们反思的是窃听和监听的社会伦理和立法应对。因为随着电信科技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个人、机构和有关政府部门对个人实施窃听或监听，已变得越来越容易。网上不仅到处有售各种手机和网络聊天窃听工具的，近年来更是屡屡曝光私家侦探、商业机构或一些地方部门的窃听和出卖信息的行为，这些无疑是对个人隐私权的伤害。隐私权的一个核心，就是个人信息保密权和通讯秘密权，它是公民维护人格尊严的必要条件。无论何种方式的监听或窃听，都是在当事人不知情状况下进行的，它其实是对公民意志和生活的强行介入，尤其窃听触及当事人的家庭或社会关系时，更会给个人带来严重的不安全感。监听和窃听天然地伤害到公民的隐私权。

　　隐私权作为公民的一种基本人权，国家和法律显然有保护义务。过去，监听作为一种侦查手段，只有国家安全机关使用。随社会发展，公安、检察、纪检等部门开始使用这种手段，如今甚至普及到了民间的一些个人、私家侦探或商业机构。比起英美等国，国内对于保护公民免于被窃听的法律保护极不完善，即便窃听行为被发现了，也很难诉诸法律。比如意大利有《反窃听法案》、英国有《通讯截获法》、日本有《犯罪侦查中监听通讯的法律》等，制定这些法律的目的，就是为了限制公权力对公民隐私权的伤害，在法律中严格界定了监听实施的主体、适用条件和程序，同时也明确了各种非法监听的法律后果。这些国家的法律，多把侦查、安全机关的监听，视为国家的一种刑事强制措施，并对监听设定了严格的司法审查程序，只有对这种公权力进行严格规范和限制，才能保证其不会随意侵害到公民的隐私权。

　　监听和窃听的社会伦理值得全社会反思，监听一方面可能打击犯罪维护公共利益，一方面也会对公民的合法权益构成威胁，它可能伤害到每个人，上自高官下至百姓。只有合理地评估两种价值，才能正确认识到在法律上规范的重要性。德国有部电影叫《窃听风暴》，揭示的就是无法律规范的窃听行为对社会和当事人的损害，最终会在民众中形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

　　我国应尽快对监听进行立法规范，来防止公权力和其他机构及个人利用窃听随意侵害公民的隐私权。这么做保护的不只是别人，其实也是我们自己。

　　（作者系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