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亟须高度重视的、影响我国核电安全的“短板”

　　核电产业发展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一是产业链包含前端天然铀资源的勘探储备、中端核电机组建设和后端核废料处理，三个环节需要同步发展；二是每个环节特别是对核电机组建设而言，选址再可靠，技术再先进，如果管理跟不上去，一个小小失误都可能100%导致一场核事故。国际经验表明，技术并非万能，随着核电设备软硬件水平的提高，人为因素已成为最重要的潜在事故源。

　　习总书记在核安全峰会讲道：“一个木桶的盛水量由最短的那块板决定。”因此，我国核电产业应该以什么速度发展、应该发展到什么规模，不能取决于第几代核电技术的先进性如何如何，而应取决于核电产业链各个环节以及核电设计、制造、调试、运行、管理维护、事故处理等各方面的能力能否协同发展。只有稳中求进，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核事故风险，才能让“核能事业发展的希望之火永不熄灭”。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和“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我国核电产业尚有以下几大“短板”亟须高度重视和解决：

　　1.核废料处理已成为我国核电产业最薄弱的环节。因为在运机组数量较少且绝大部分投运时间不长，所以当前核废料数量有限。但是在建的29台机组2020年全部投入运行后，乏燃料处理压力将马上凸显出来，大亚湾核电站到2018年就将面临乏燃料无法外运的难题。根据中国核能协会的数据，现有48台机组将使我国2020年乏燃料数量累计达到1万吨，并以每年1200吨的速度继续增加，而我国乏燃料运输能力仅为每年需求量的16%。虽然我国计划2030年建设一个年处理能力800吨的核废料储藏水池，但这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而且，将乏燃料从东部沿海地区长途运输到西北，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必须确保运输容器在任何“天灾人祸”下都安然无恙。目前我国还没有相应技术和设备来满足这种高难度的运输要求。如果购买国外技术，又要面对成本奇高的问题。所以，2020年已经离我们很近，现有48台机组的乏燃料处理——谁来取、怎么取、运到哪儿、怎么处理已是无法回避、迫在眉睫的难题，如果核电规模继续扩大到80台机组甚至更多，又该是何种压力呢？

　　此外，我们还需要为核废料的天价处置费用做好资金准备：目前国际上乏燃料后处理成本为1000美元/公斤，按全寿命周期产生量折算后，一个百万千瓦核电机组的投资要增加9000美元/千瓦。乏燃料后处理后仍需要寻找高放废物永久处置库，美国和日本的高放废物处置计划分别耗资575亿美元和3万亿日元。而遗憾的是，由于全世界尚没有一个永久处置库建成，人们至今也不知道在目前天价投资基础上还要再投入多少才能封顶，而美国尤卡山地下永久处置库工程在2010年累计烧钱高达400亿美元后正式终止。

　　2.我国核电安全监管能力建设严重滞后。核电天使与魔鬼身份的突变，关键因素之一是安全监管系统。美国、日本、法国、德国、瑞典、瑞士于2009年联合进行的大规模核电厂事故调查显示，人为因素失误造成的核电厂事故占比平均超过60%，最高则达85%。法国原子能委员会和核安全局反复强调：“技术进步固然重要，但杜绝人为操作隐患更是核电安全的关键。”所以法国核安全局每年对大型核用户的700～800次核查中，除了涉及核电站的设计、设备，更重要的是检查评估核电运营商的组织管理、操作程序等反映核安全文化水准的指标。

　　与国际水平相比，我国核电安全监管能力建设严重落后：监管人员数量不足且普遍缺乏实际经验，安全监管经费投入也严重不足。根据环保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的数据：1990年我国每个核电机组监管人员33人，达到国际平均水平，但随后逐年下降，2009年已降至3.8人，仅为国际水平的1/10。2009年我国单台核电机组的监管经费是233万元人民币，而法国是983万美元、日本678万美元、美国788万美元。我国核电安全监管能力亟待提高。

　　3.核电人才培养速度跟不上核电规模增长速度。核电站高级管理人员的短缺正严重制约着中国核电发展。基于安全考虑，核电人才培养一般周期很长。一个符合条件的核电站主控室操作员通常需要8～10年时间，除参加各种严格培训外，正式上岗前需要3000个小时实践操作。一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需要人才上千，如果1年建设10个机组则需要1万人。目前国内有核电专业的院校仅30来所，每年毕业2000余人，远不能满足需求，而且专业严重不平衡，学核电厂设计的多，学设备制造、工程建设、运行管理的少。据了解，我国目前施工力量和人才数量仅够支撑每年建设4～5个机组。人才培养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如果跟不上核电发展速度，没有足够合格的管理人才上岗，无异于给核电安全埋下了巨大隐患。

　　4.天然铀资源严重依赖国际市场使我国受制于人。目前全世界可经济开采的铀资源（开采成本低于130美元/公斤）仅够530座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运行60年，而我国铀资源情况更不乐观，已探明的经济可开采储量仅供40座核电机组使用60年。目前48台核电机组已经使我国天然铀资源年需求量的对外依存度超过85%，远远超过了当前石油进口依存度和50%这一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虽然利用海外铀资源发展本国核电是目前国际通行做法，但在国际铀资源储量有限且市场一直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核电规模继续扩大将使我国的资源能源安全严重受制于人。天然铀是稀缺的战略资源，我国有限的铀资源应优先保证国防舰艇、海岛防御所需的核动力，而没必要像法国等国家那样，为核电背上沉重的包袱。

　　四、我国不应冒内陆核电建设的巨大风险

　　目前除新疆、内蒙古、青海、西藏等7个边远省份外，我国所有内陆省份均已部署了核电站（总共26座，其中长江沿岸有22座），福岛核事故使这些项目审批在“十二五”期间搁浅，我国核电发展也从之前的追求规模与速度转向安全与质量。但是，核电企业希冀重启内陆核电的呼声却从未停止，甚至有意无意地通过舆论把这种希冀演绎成“国家既定战略方针”。

　　尽管李克强总理和习近平主席分别在今年4月的国家能源委员会会议和6月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上，讲的都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启动新的核电项目建设”，并特别强调“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但却被力主内陆核电大发展的人士曲解为“内陆核电项目建设迎来新的曙光、核能产业新一轮快速发展定调”，甚至7月14日媒体发布了“中广核集团与贵州省发改委、能源局签订投资意向协议，拟投资380亿元在贵州铜仁等地建两座核电站，建设时间从2014年至2020年”的重磅新闻。内陆核电破土动工俨然已迫不及待！

　　从安全性、清洁性、经济性任何一个角度来说，发展内陆核电都不是我国能源结构转型的优选，而且与欧美相比，我国内陆省份发展核电有三大“先天缺陷”：

　　1.我国是世界上地震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的地质研究和历史记载表明，我国是三大板块交汇地，是世界上地震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20世纪以来共发生6级以上地震近800次，破坏面覆盖到除浙江、贵州、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的所有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我们以占世界7%的国土承受了全球33%的大陆强震，是全球大陆强震最多的国家。福岛核事故后，国内外核电专家都认同“日本的地质条件不适合建设核电站”，同理，在地震频发的我国内陆，核电站也将面临同样的危险。很多业内专家现在主张“核电厂选址应该在1000年历史上没有4级以上地震的地方”，按此标准，则更没有适宜建设内陆核电的场址。

　　2.我国是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我国人均淡水拥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近些年旱情范围和程度愈发加大，江西、湖南、广西、云南等多地大旱，很多湖泊出现干裂。发展内陆核电必须“万无一失”、“绝对可靠”地保证源源不断的冷却水供应（为火力发电站的数倍）。即便停止运行，核能热量仍然在释放，仍要不断注入冷却水。一旦断水，就可能发生福岛那样的重大核事故，且放射性污染物只能排向附近的江河湖泊，污染几亿人赖以生存的水源。在缺水地区，第三代核电技术并不比当前依靠电源驱动的第二代技术更安全。欧美国家水量充沛、风调雨顺尚且出现内陆核电的水资源困境，我们不应重蹈覆辙。

　　3.我国内陆核电厂址的大气弥散条件与美国差异很大。大气弥散条件是核电环境影响评估的重要指标之一。美国要求内陆核电厂址年平均风速不能低于3米/秒，静风频率仅为1%～2%（即每年无风期仅一周左右），大多数内陆核电厂半径80公里范围内人口较少，与我国人口稠密度相差甚远。根据中国核能行业协会2013年5月发布的报告《内陆核电厂环境影响的评估》，我国目前选定的17个内陆核电厂址，有11个厂址的年平均风速低于2米/秒（其中包括湖南桃花江和江西彭泽核电站），14个厂址的年静风频率高达10%～30%，相当于每年无风期长达37～100天。按美国标准，我国绝大部分内陆核电厂址均不符合大气弥散要求。因此，拿美国密西西比河沿岸建有21座核电厂来佐证我国长江沿岸布局22座核电厂的合理性，是站不住脚的。

　　三次重大核事故残酷地证明了墨菲定律——“只要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存在，不管这种可能性多么小，这个事故迟早会发生”、“灾难的发生往往不是在意料之中而是在意料之外”。在我国内陆核电问题上，不能因为“第几代技术发生事故概率已低至××”而心存任何“小概率事件”的侥幸。

　　核事故的严重后果非任何其他事故可比，所幸苏联地广人稀、日本福岛地处海边，如果发生在我国内陆地区，灾难性后果不堪设想！严重而持久的放射污染和心理恐慌，将是我们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生态保护所无法承受之重。

　　因此，在人类对核能还未达到“已控制、已驯服、已安全”的现阶段，在发达国家已认识到内陆核电运行困难的今天，在可再生能源已能做到“物美价廉”的形势下，我国不应冒内陆核电建设之巨大风险。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