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小的时候，从学校毕业步入工厂工作的人都必须经历一个为时一年的“学徒”过程。学徒出师变成“二级工”，工资30元左右，但“学徒”期间只有12元。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学徒”制度或称“级差制度”？很简单，因为刚毕业的学生还不具备工作技能，必须经过师傅的技术传承才可能胜任技术劳动，而且也只能胜任一般性的技术劳动。所以出师也不过是担任“二级工”，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的累积，然后再不断地升级，最高可以达到8级。“8级工”可是个了不起的职位，技术地位和收入水平堪比大学毕业苦干多年的工程师。

　　但现在中国已经没有了这样的级别界定，取而代之的是“农民工”。前几年，听说上海一些大企业需要高级技术工人，不得不花大价钱进口，据说年薪达到20万美元。这样的引进人才当然不可能多，一般企业会请来当师傅，而更重要的目的是要培养中国自己的技术工人，这其实就是“学徒工”的概念。

　　从技工到农民工，社会到底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这恐怕需要辩证地看待。不过不得不承认，现代化大机器的运用，确实使机器操作变得更加简单，输入好图纸，选择好程序，按一下电钮，一切就都搞定了。但这就是工业发展的全部吗？显然不是。以汽车为例，为什么同样的生产线，同样的操作规程，中国加工生产的汽车，尤其是加工精度远不及德国、日本本土生产的产品？这其中一定有着方方面面人员素质的因素。而我们学来的东西，在许多方面“貌合神离”，真要做到“神形兼备”，“学徒”过程恐怕是免不了的。同样，“级差制度”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级别干什么样的事，拿什么样的薪水。

　　当前中国又出现了“新的大锅饭”现象。许多人不在意自己的技能如何，也无视自身能力的高低，只要有恒心在一个单位混上一段时间，薪水就不会比谁更差，而且觉得应当应分，没什么不好意思。相反，用人者却有许多不好意思，员工干不了4级去干3级，而工资依然是4级。比如，现在有许多大学毕业生也知道自己技不如人，到一个工作单位需要重新学习，但他们对薪水的期望却和他们的技能不成正比。许多老员工不仅需要完成自己的工作，还要再多做一份“教学徒”的工作。我经常会有一种“吝啬”的想法：你们来跟我学本事，为什么不给我钱，反而要我给你钱？而且你们还觉得应当应分？我认为，表面看这是一种不良的社会风气，实质上是一种不良的社会文化。当然也有拿着3级工资干着4级的事。但不管是哪种情况，都属于不公平。

　　所以，在工作技能方向，学徒和级差制度非常重要，它体现着对劳动者的激励和约束，体现着社会公平。同时，从宏观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激励就业的措施。德国的实践表明，“学徒”制度不仅熨平了学校和工作岗位之间的沟壑，缓解了年轻人的就业压力，同时也降低了企业用工成本，强化了劳动力竞争。它使得企业敢于多用一些工人，并从中优胜劣汰。但中国现行的制度，辞退员工的成本实在太高了，而且越来越高。

　　我支持市场化的用工方式，但整个社会是不是更需要一种市场化的人力评价机制和对人力级差的尊重？2003年，时任德国总理的格哈德·施罗德启动了一项改革，史称“哈尔茨改革”。这项改革的背景是：2000年开始德国经济乏力，2002年德国失业率达到了10%。于是，德国被迫采取行动，实施了大胆的措施，鼓励找工作，而不是提供慷慨的福利（这会让人打消接受市场提供的职位的念头）；向雇员提供激励，使其保留并习得更紧俏的技能；降低雇主的社会保障负担。注意，这项改革并未要求欧洲央行放松货币，也未过分增加德国的财政赤字。到今年4月，就业形势好转，德国政府才首次出台时薪8.50欧元的最低工资，而且还要到2015年才生效，并为之设定了很多例外。

　　我认为，中国尤其是企业应当恢复“学徒制”来培养大量的高级技术工人，这也应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条件，同时也是缓解就业压力的有效路径。对于劳动者而言，通过技术技能的不断提高，更是从“民工”走向“中产”的必由之路。

　　（作者系CCTV证券资讯频道总编辑）